除了根基不稳的因素外，北宋的官僚系统本身，存在很大问题。
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问题愈演愈烈，最终甚至拖垮了整个王朝。
国家设置官府的本意，是优化管理，缓和上层和底层之间的矛盾。
但是北宋的官僚系统极度膨胀，最终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
国家贫弱，百姓困苦，处于中间层的官僚们，倒是吃得白白胖胖，幸福得像二哈一样。
本应用来优化管理的权力，被他们当成了提款机。
越到后期，这个问题就越发突出。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官僚系统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对外卑躬屈膝，用土地换和平，对内增加税收，剥削百姓。
中原地带的起义，就是他们逼出来的。
……
王小飞前往济州府，与吴用商议此事。
同时也给派驻在山东各地的头领们发信，将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商议。
会上，吴用沉思良久，面色严峻：“此事干系甚大，也确实难办。”
王小飞态度坚决：“再难也得办，这件事如果办不下来，咱们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济州府。地方官僚敷衍了事的行为，只会越来越猖狂。长此以往，后果难料。”
“你准备如何做？”
“必须要改革官制，淘汰冗员。先在济州府试点，如果可行，立即推广到所有府县。要是地方上有阻力，那就杀掉一批不听话的官僚，强行推下去！”
吴用听后，忧心忡忡。
“小飞，这可是剂猛药，你得想清楚了。”
“此事迟早要办，不管是为了眼下，还是为了将来，都得下这个决心！”
……
北宋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这三大顽疾，拖垮了整个王朝。
其中的“冗官”问题，与北宋的地方治理思想，有着很大的干系。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各个藩镇的军事首脑，集财权、军权、人事权于一身，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北宋立国后，决定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在全国几百个州的基础上，增设了“路”的行政区划，
这里的“路”，类似的后世的“省”。
最初有十五个路，后来增加为二十四路。
“路”与“省”最大的区别在于最高职务长官的权力划分。
省是有省长和省委书记的，这二位拥有相当的权力，可以处置辖区内的具体事宜。
但是北宋的“路”，却没有“路长”或者“路委书记”。
中央政府将“路”的财政权、人事权、司法监察权、物资转运权分散开来，形成“帅漕宪仓”的体制，分别称为：安抚司、转运司、提举刑狱司、提举常平司。
这就相当于，一个省有四个省长，而且这四个省长一边大，各管各的事，谁都不服谁。
四权分立的结果，好处是互相制衡，根本无法造反，中央和皇帝的位置非常稳当。
坏处是遇事推诿，谁都不想干活，尤其碰上外敌入侵、土匪起事，地方根本无力抵抗。
……
四个省长，就意味着四套班子。
北宋公务员那庞大的数量，就是这样堆起来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古代大法医宋慈先生的官职——大宋提刑官，便是提举刑狱司的司长，管理近乎一省之地的刑事诉讼。
要是放在今天，我们得称呼宋慈为“宋省长”，而不是“宋司长”或者“宋厅长”。
……
梁山目前占据了山东全境，是这里的话事人。
谁不听话，咱就削谁。
推行官制改革，精简官僚数量，在别的地方推不下去，但在山东境内，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王小飞与吴用二人苦思数日，决定废除“师漕宪仓”，变四套班子为一套班子，强行压缩公务员的数量。
同时还要给地方政府放权，以提高行政效率。
如此一来，花荣这样的派驻地方的弟兄们，才能压服那些不听话的官僚，进而达成梁山对于地方的管控。
……
计划的第一步，是对山东的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
山东地界在宋代大致有十个州，分别是：武定州、济州、泰安州、东平州、曹州、兖州、沂州、青州、莱州、营州。
王小飞和吴用经过商议，最终决定，裁撤东平州、武定州、泰安州，将这三州统一并入济州。
同时又将曹州和兖州合并，统称兖州。
再把莱州与营州合并，统称营州。
青州与沂州的区划，暂且保持不变。
如此一来，山东从十个州减少为五个州，分别是：济州、兖州、青州、沂州、营州。
相比原来，要精简不少。
……
第二步，正式废除“师漕宪仓”，重新设立地方政府的官职，并派得力弟兄担任州府最高长官。
吴用出任济州知府，花荣为兖州知府，武松为沂州知府，无情为青州知府，孙立为营州知府。
知府为本州区域内的最高长官，主要执掌军权、人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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