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作为配角，描写的笔墨本就不多，而他们自身也不是百分百完美，比如钱塘君的暴躁无常、许俊的有勇无谋。
可他们都解救孤弱，敢于同恶势力相抗衡，敢作敢当，勇气过人。
他们不是初唐时无欲无过的神人，也不是中唐时德行完备的圣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不完美的凡人代表，以“高人”的形式而存在着。
他们的一言一行，皆血肉分明，形神兼具，无不魅力超然。
可是，文人们并不满足于此时侠士形象的发展，从原本对现实的描摹转向了对梦幻的追求。
所以至大和年间，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到了第二变化期，侠士形象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人***，在维持原本“高人形态”的基础上，变得更富有人情味和奇幻色彩。
虽然此时的唐传奇开始出现衰落的症状，名家名篇渐少，但侠义类作品的创作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且此时的侠士形象也更为健全和传神。
像是裴铏《传奇》中的《昆仑奴》和《聂隐娘》，薛调的《无双传》，《甘泽谣》中的《红线》，以及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大量的侠义类作品诞生，饱含着唐代“以武行侠”的崇武倾向。
这一时期的侠士形象比传奇黄金时代要更为具体鲜明，而且普遍占据了主角地位。
与此同时，作者们在描写侠士形象时将对人物的精神内涵专注开始转向对其精湛技艺的追求。
这种侠客类型在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里都得到了发展，如昆仑奴、红线都被进一步塑造成神仙般的人物了，而神化他们的恰好就是他们神奇的技击术。
而薛调的《无双传》虽然没有涉及高深的技击术，但作品详尽地描写了古押衙救出刘无双的秘谋险举:“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异篼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
古押衙的救人的方法简直神乎其神。
侠士的拯救精神还在，依旧见义勇为，但被更多的加上了高超的技艺和超人的智慧。
依照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这是侠士的“神化”。
但技艺的神化与人本质的神化，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神化”应当是后者。
如佛教中释迦摩尼和达摩祖师的顿悟，如道家仙人的飞升，都是在内心达到一定境界后，才得以成神。
故而，我们可以认为，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由内在的专注转为外在，其实是其更“人化”的表现。
正如余恕诚先生所说:“思维能力的提升，使得唐人挣脱了神权的部分束缚，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感，唐人不再像前人一样信仰外在的力量，传统的志怪、宗教想像变成了表现人生命运起落无常的娱乐故事，传奇小说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唐传奇此时是真正远离了志怪，因而唐侠士也终于趋向现实。
但发展到了顶峰，最终还是会迎来它的衰落。
现实主义的创作趋向并没有一直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如在唐传奇晚期，确切来说是乾符以后，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开始衰落。
虽然这一时期侠义类作品仍被大量创作，但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却被不断地消解、忽略。
在《嘉兴绳技》、《车中女子》、《义侠》、《僧侠》、《兰陵老人》、《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时神奇的技击术。
作品中的侠士不再如早期一样具有高尚光辉的人格，反而沦为盗贼，毫无侠义可言。
如《车中女子》、《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侠客把偷东西作为乐趣，游戏人间。
这一时期所谓的侠义小说，已经纯粹是在对杂技进行描写，与前期的豪侠传奇形成鲜明对比，将侠从“神人”、“圣人”、“高人”的等级拉扯下来，直接坠为“下等人”。
这与“侠”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越来越偏离人们对于侠士的美好幻想。
纵观整个文学史，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侠士形象在作品中经历了由配角向主角发展的过程，这是侠士形象的文学创作意识发展和时代呼唤所造就的。
二是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经历了由“神侠”向“人侠”演进的过程，对于侠士形象的创造，被越来越多地寄托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现实的反抗元素，这也是唐传奇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体现。
分析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产生与发展，重在关注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及形象描写。
一直以来，学术界沉迷于唐传奇中对侠士高超武技的描绘，而疏于对侠士文化的探寻，而多支持侠士由“人”向“神”的转变。
殊不知中国的侠士，与日本的武士、西方的骑士一样被赋予了自己民族独特的道德模式、纪律法度和民族精神，是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理应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探究其哲学与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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