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繁华之后的疯狂，南宋的道教发展总体上算是正常了。到宋孝宗赵昚，这位史书上评价为南宋历史上“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皇帝，“即位之初，锐志恢复”，无论结果如何，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想法首先是有的，这一点是必须给予表扬和肯定。
对于道教，孝宗个人表示说我是非常崇信的，史书对他的好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宗教也算是有比较正确、清楚的认识。
在《续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与大臣李焘谈话的时候二人聊到了科举，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罢，如果他们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餐风饮露，追求仙道也好，礼佛念经也好，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对国家本就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让他们参加科举，那绝对是脑袋让门夹了。科举事关一个国家的兴亡，选拔的是治国的人才，佛经、道经是什么？用它们让国家修仙礼佛吗，能变出粮食来，能打退敌人吗？
孝宗这么说绝对不是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内景”，至少对于道经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质，才会主张政教要分开，其中也离不开高宗的治国崇道政策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道教在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参与到政治之中。
实际上孝宗崇道的表现也离不开老三样，无非就是修道观，笼络一批道士以及对道经的整理。
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设上，现在的新领导上任最喜欢搞土建，孝宗也一样，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显应观是因为那位崔府君，孝宗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显应观也派了专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同时还增加了观里的道士，至于田产之类的也没少给。其他的诸如天庆观、崇道观、桐柏宫等同样有所表示，除了经常亲自去宫观里视察工作，烧香敬神，日常修缮的银子也没少给。
第二是他身边的道士圈子，经常诏见的道士有刘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欧阳士鼎、颠仙傅得一等等，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讲了。孝宗除了和这些道士谈些炼养、道经以外，他还经常参加一些祈禳、斋醮仪式，除了向满天神灵求保佑，就是求雨之类的。
第三是在文化方面，孝宗亲自操刀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着名的《原道论》，很明显是针对前面讲到过的韩愈那篇《原道》而写的。韩愈的反佛反道比较偏激，前面讲过他主张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显然是很不以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场上，专门写了这篇文章。
具体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读读。孝宗的结论是“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皇帝的大作问世以后，大臣们立刻拜读，然后儒家就感觉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过各种方式向孝宗表示您这篇文章不合适，得改改，要不然后世会被人诟病的。孝宗听完了，表示你们说的有道理，那这样吧，我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三教论》吧，这已经很显得他虚心纳谏了，至于改里面的观点，那怎么可能。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面，由于徽宗时期弄的《政和万寿道藏》毁于金兵入侵的战火中，于是孝宗又组织道士收集、抄录原来的《政和道藏》。据说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观的珍藏，被孝宗征用来的，然后安排道士抄录、整理，并进行必要的增添，历时六年，最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琼章宝藏》，并赐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
另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孝宗也曾经滥发度牒。徽宗时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发得太滥，导致了道士队伍质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经停止了度牒的发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锐减。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时又恢复了度牒的发放，可惜他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高深境界，结果又有点失控。孝宗即位以后，于隆兴二年（1164年）先是加强了度牒的审核，不过效果不明显，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人口分布。于是在1178年孝宗说“朕甚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孝宗的崇道态度。
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么孝宗对于佛教的态度如何呢？详细不多讲了，实际上对于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说更偏袒一些佛教。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儒学可以治世，而道、佛则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干预政治。通过前辈们毁佛灭道的那些实例可以看出来，根植在社会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要善于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着有利于统治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引导。
孝宗之后，怕老婆的光宗和儿子都早夭的宁宗先后统治了南宋三十几年，道教话题寥寥，一笔带过。接下来进入了宋理宗时期，据说宋理宗的血统不是很纯正，关于他的生平、功业之类的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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