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四朝四百多年的历史，混乱程度虽然比不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但同样是一个战火纷飞，动荡得百姓毫无安全感的乱世。乱世是最适合宗教发展的，百姓需要宗教来寄托精神，统治者需要宗教来收拢民心、稳定社会，所以这一时期同样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为了向社会宣扬自己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封建帝王一直在说自己是天子，宣扬天命所归，时间长了自己都以为是真的了。从宋太祖到宋徽宗，整个北宋时期的皇帝对道教还都不错，推行重道、崇道的政策，借助道教不断来神化皇权，说实话有点过犹不及，总让人感觉是不自信的表现，南宋以后虽然热度有所下降，不过总体来说也是敬佛礼道的。
两宋皇帝崇道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长生不老、得道飞升，除了哲宗有吃金丹的嫌疑以外，其他皇帝都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甚至徽宗也没有天天闹着让道士给他炼仙丹。皇帝们敬神实际上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层面的原因，无非是想通过斋醮科仪及崇道举措，加强赵宋皇权的神圣性、合法性，你们这些愚民百姓得服从老天爷的意志，所以“敬神与德治”算是两宋的基本国策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王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绝对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人间至尊是没人敢怀疑的。道士们在人间不敢逾越，又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地位怎么办，于是搬出来以“三清”为主神的各路大神，当然也包括佛教的佛祖、罗汉们，统领着虚幻的天界。神灵们是不归凡间管的，皇帝是管天下的，我们是管天上的，是两个系统。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道教一直为人间的帝王保留了一定的特权，这其实早在《太平经》中就有所体现，可见世外高道们也知道王权不是那么容易就触碰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双方感觉都不错，所以说，在两宋、元朝时期，道教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地被皇权所利用也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样是客观的，也只有统治阶级感觉你有利用的价值，能够为其服务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也是道教在这一时期能够发展的客观情况。
道教和皇室达成了默契，道教和皇帝们都遵守着敬神和德治，皇族得到了政权的神圣、合法的外衣。皇帝通过金箓斋醮、投龙简等对道教表示敬畏，道教的神圣性由人间至尊得到至高的承认，皇帝也成为神明统治人间的代言人。特别是北宋初期，在经过战乱以后，宋太宗能够采纳无为之治的黄老政治，使民休生养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国家迅速稳定，济经恢复。蒙元初期，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元高层对宗教一直是为我所用和兼容并包的政策，新道教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忽必烈，在宗教政策方面处理得可圈可点。
当然了，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冲突，特别是全真教兴起的过程中，从民众信仰到固定资产的侵占，佛道双方最终又对簿公堂，以辩论的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
当然，佛道之间的斗争是个永恒的话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次相争虽然没有发生三武一宗灭佛那样的严重后果，不过道教势弱的形势却不可挽回，两次焚经之祸足以令道教元气大伤，大量弥足珍贵的经籍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相争只是局部的小事件，相对来说，三教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依旧是主流。特别是道教，必须要适应封建统治的现状，吸收儒家的思想提高生存能力，吸收佛教理论来提高自身的水平，否则哪还谈得上发展。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三教合一的发展，但宋元时期无疑是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许旌阳的净明道、王重阳的全真教，包括真大道等，道教中有了更多的儒学和佛学思想和理论。
宋代是一个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时期，不拘训诂旧说而自由说经，进而探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这同样促使了道教向义理深入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陈抟创立了“无极图”说后的教图学的发展，张伯端发表了《悟真篇》进而完善了内丹的教义和哲学化进程，所以宋代可以说是儒道融合最为深入的一个时期。
宋元时代的道教界的名人也相当多，也不乏惊才绝艳之辈，不过总体上来说，多数道士与世俗凡人区别并不大。在宋朝道教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散的，有的住在道观中，有的干脆就没有道观，只要是“奉其教而诵经”就是道士了，对了，还有道姑。就算是住在道观里的正式道士，也是可以在外面结婚生子。比如南宗张伯端就没有度牒，石泰、薛道兴也不是官方认可的道士，包括名传道教界的邵雍，在这方面，道士还真不如和尚们守规矩。
当然了，真正的高道比如全真的王重阳、邱处机，南宗的陈楠、白玉蟾，真大、太一、净明的教主，以及刚讲完的张留孙等等，为道教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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