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她拿着填好的报名表去找教育处：“麻烦帮我递交一下，我想尽快考。”
工作人员看着她那本写满批注的资料，忍不住赞叹：“刘女士这效率，可比我们预估的快多了。”
报名那天晚上，海婴凑到她跟前：“妈妈，你们大人考试的时候会紧张吗？”
刘春晓放下笔，捏了捏他的小脸：“会呀，但紧张的时候深呼吸，就像你打高尔夫球前做的那样，慢慢就好了。”
“那我给你加油！”海婴举起小拳头，“妈妈肯定能考过！”
顾从卿在一旁看着，心里清楚，刘春晓这般着急，不是为了早点拿到证，而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她向来不喜欢“大使夫人”这个标签带来的特殊对待，更愿意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认可。
这份要强，是她的骄傲，也是他一直欣赏的模样。
考试前一晚，她把资料收进抽屉，说：“该看的都看了，剩下的就看发挥了。”
语气里没有丝毫忐忑，只有胸有成竹的平静。
这场考试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难关，而是证明自己的一道门。
而以她的性子，一旦决定迈过去，就定会稳稳当当，不留半分犹豫。
刘春晓报的是两个月后的那场考试。
这期间她没再死磕资料，只是每天抽点时间翻翻新整理的错题集。
考试当天是个晴朗的秋日，顾从卿特意请了半天假送她去考场。
候考室里坐满了各色人等，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头发花白的退休老人，刘春晓捏着准考证，忽然想起自己当年考博士的情景，心里反倒踏实了。
这场考试足足考了六个多小时，分笔试和试讲两部分。
笔试题涉及教育学理论、课堂管理，她答得从容，那些被她批注过的知识点像老朋友似的跳出来，不用费多大劲就能组织成流畅的答案。
到了试讲环节，她抽到的题目是“用日常场景教把字句”，站在模拟讲台前，她没急着讲语法，反倒拿起桌上的水杯：“比如我把水杯递给你，这个把字，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动作和东西连起来……”
几个充当学生的考官被她生动的比喻逗笑了，有人忍不住问：“刘女士以前教过书？”
“是的，我在国内是医学大学老师，不过没有教过中文，”她笑着点头，“但以前给病人解释病情，总想着怎么说才听得懂，大概是一个道理。”
考完出来，顾从卿在考场外等她，手里拎着一瓶温热的牛奶。
“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刘春晓接过牛奶，指尖还带着点紧张后的微凉，“其实题目不难，就是坐得腰酸。”
成绩出来那天，教育处的电话打到了官邸，说她不仅通过了，试讲评分还拿到了优等。
海婴在一旁听到，跳起来拍手：“妈妈厉害！比我上次数学考满分还厉害！”
刘春晓拿着烫金的教师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笑了：“其实这证啊，学校本就没硬性要求。
有你的关系，还有我的学历，也是说的过去的，就是我总想证明自己。”
顾从卿帮她把证书放进抽屉：“我知道你不是为了给学校看。”
“嗯，”她点头，“是为了堵那些可能的闲言碎语。
万一有人说一个学医的，凭什么来教中文？博士又怎样，懂教学吗？有这证在，至少能堂堂正正说一句，我是按规矩考下来的，我能教。”
她顿了顿，看向窗外：“再说，我也想证明给自己看，离开熟悉的医学领域，我照样能把新事情做好。
三十出头能拿下博士，现在学个新技能、考个证，也不算难事。”
这么多年过去，刘春晓那份不服输的韧劲一点没变，只是从解剖刀下的精准，变成了如今讲台前的从容。
没过几天，州立大学的聘书就寄到了。
刘春晓拿到聘书那天，顾从卿看着那份写着“每周两课时，每课时90分钟”的安排，这工作，多少沾了些他身份的光。
不然一般大使家属是不能出去工作的。
但是他年轻，又是在西方颇有知名度的作家，美方愿意给这份体面，与其说是认可刘春晓的学历，不如说是一种外交场面上的“顺水人情”。
就像宴席上特意为女主人准备的甜点，算不上主菜，却也透着几分客气。
……
顾从清的“休息时间”，从来都是纸上的规划。
日程表上标着的周六周日，十有八九被各种演讲邀约占满，有时是在华盛顿的智库，对着西装革履的学者分析东方文化。
有时是在大学的礼堂，给挤满人的学生们讲自己笔下的侦探故事。
偶尔还有华人社团的活动，让他用乡音聊聊故土的变化。
有个周日下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完演讲，刚走出礼堂就被一群学生围住，有人举着他写的《李哈利冒险记》要签名，有人追问“下一本什么时候出”。
他笑着一一回应，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秘书递过来的矿泉水没喝两口，又被赶来的主办方拉住，说有位参议员想跟他聊聊“文学里的中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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