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她拿着填好的报名表去找教育处:“麻烦帮我递交一下,我想尽快考。”
工作人员看着她那本写满批注的资料,忍不住赞叹:“刘女士这效率,可比我们预估的快多了。”
报名那天晚上,海婴凑到她跟前:“妈妈,你们大人考试的时候会紧张吗?”
刘春晓放下笔,捏了捏他的小脸:“会呀,但紧张的时候深呼吸,就像你打高尔夫球前做的那样,慢慢就好了。”
“那我给你加油!”海婴举起小拳头,“妈妈肯定能考过!”
顾从卿在一旁看着,心里清楚,刘春晓这般着急,不是为了早点拿到证,而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她向来不喜欢“大使夫人”这个标签带来的特殊对待,更愿意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认可。
这份要强,是她的骄傲,也是他一直欣赏的模样。
考试前一晚,她把资料收进抽屉,说:“该看的都看了,剩下的就看发挥了。”
语气里没有丝毫忐忑,只有胸有成竹的平静。
这场考试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难关,而是证明自己的一道门。
而以她的性子,一旦决定迈过去,就定会稳稳当当,不留半分犹豫。
刘春晓报的是两个月后的那场考试。
这期间她没再死磕资料,只是每天抽点时间翻翻新整理的错题集。
考试当天是个晴朗的秋日,顾从卿特意请了半天假送她去考场。
候考室里坐满了各色人等,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头发花白的退休老人,刘春晓捏着准考证,忽然想起自己当年考博士的情景,心里反倒踏实了。
这场考试足足考了六个多小时,分笔试和试讲两部分。
笔试题涉及教育学理论、课堂管理,她答得从容,那些被她批注过的知识点像老朋友似的跳出来,不用费多大劲就能组织成流畅的答案。
到了试讲环节,她抽到的题目是“用日常场景教把字句”,站在模拟讲台前,她没急着讲语法,反倒拿起桌上的水杯:“比如我把水杯递给你,这个把字,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动作和东西连起来……”
几个充当学生的考官被她生动的比喻逗笑了,有人忍不住问:“刘女士以前教过书?”
“是的,我在国内是医学大学老师,不过没有教过中文,”她笑着点头,“但以前给病人解释病情,总想着怎么说才听得懂,大概是一个道理。”
考完出来,顾从卿在考场外等她,手里拎着一瓶温热的牛奶。
“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刘春晓接过牛奶,指尖还带着点紧张后的微凉,“其实题目不难,就是坐得腰酸。”
成绩出来那天,教育处的电话打到了官邸,说她不仅通过了,试讲评分还拿到了优等。
海婴在一旁听到,跳起来拍手:“妈妈厉害!比我上次数学考满分还厉害!”
刘春晓拿着烫金的教师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笑了:“其实这证啊,学校本就没硬性要求。
有你的关系,还有我的学历,也是说的过去的,就是我总想证明自己。”
顾从卿帮她把证书放进抽屉:“我知道你不是为了给学校看。”
“嗯,”她点头,“是为了堵那些可能的闲言碎语。
万一有人说一个学医的,凭什么来教中文?博士又怎样,懂教学吗?有这证在,至少能堂堂正正说一句,我是按规矩考下来的,我能教。”
她顿了顿,看向窗外:“再说,我也想证明给自己看,离开熟悉的医学领域,我照样能把新事情做好。
三十出头能拿下博士,现在学个新技能、考个证,也不算难事。”
这么多年过去,刘春晓那份不服输的韧劲一点没变,只是从解剖刀下的精准,变成了如今讲台前的从容。
没过几天,州立大学的聘书就寄到了。
刘春晓拿到聘书那天,顾从卿看着那份写着“每周两课时,每课时90分钟”的安排,这工作,多少沾了些他身份的光。
不然一般大使家属是不能出去工作的。
但是他年轻,又是在西方颇有知名度的作家,美方愿意给这份体面,与其说是认可刘春晓的学历,不如说是一种外交场面上的“顺水人情”。
就像宴席上特意为女主人准备的甜点,算不上主菜,却也透着几分客气。
……
顾从清的“休息时间”,从来都是纸上的规划。
日程表上标着的周六周日,十有八九被各种演讲邀约占满,有时是在华盛顿的智库,对着西装革履的学者分析东方文化。
有时是在大学的礼堂,给挤满人的学生们讲自己笔下的侦探故事。
偶尔还有华人社团的活动,让他用乡音聊聊故土的变化。
有个周日下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完演讲,刚走出礼堂就被一群学生围住,有人举着他写的《李哈利冒险记》要签名,有人追问“下一本什么时候出”。
他笑着一一回应,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秘书递过来的矿泉水没喝两口,又被赶来的主办方拉住,说有位参议员想跟他聊聊“文学里的中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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