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说，一边把谅解书往陈父手里塞，“陈老先生，您看看，这样处理您满不满意？如果还有别的要求，您尽管提！”
陈父还是没接。
他看了看周斌，又看了看旁边那个办事员。
办事员察觉到目光，头埋得更低了，浑身都在发抖。
“周总是吧。”陈父开口，声音不高，“上午你们公司那位小同志，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复述：“他说，栏杆八千，警示柱三千，精神损失费两万，安全员六万，封路损失五万，形象损失七万——零零总总二十万，少一分都不行。”
周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办事员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陈父看着周斌，继续平静地说：“他还说，我侄子是什么‘玄商高速开站以来头一号的悍匪’，说我们家里不会教育，养出个‘无法无天的东西’。”
他顿了顿，“周总，我就想问一句，你们公司招人，是不是专门招这种会骂人的？”
周斌额头冒汗，赶紧转身，对着那办事员厉声喝道：“还不给陈老先生道歉！”
办事员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带着哭腔：“陈爷爷！我错了！我嘴贱！我不是人！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陈父看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
“起来吧。”陈父声音有些疲惫，“我不需要你跪。我就想问问，要是今天没这出，你们是不是还觉得，我们这些老百姓，活该被你们骂、被你们讹？”
没人敢接话。
院子里只剩下办事员压抑的抽泣声。
王建国和周斌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难堪和焦急。
他们今天来，可不是真的为了道歉。
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而且是直接来自省公司一把手和市里主要领导的压力。
电话里说得清清楚楚：必须拿到陈老先生的原谅，必须把谅解书送出去，必须把这件事平息掉。
否则，后果自负。
王建国深吸一口气，再次上前，语气近乎哀求：“陈老哥，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您要打要骂，我们都认！但这谅解书，您无论如何得收下！这关系到您侄子的案子啊！”
周斌也赶紧附和：“是啊陈老先生！有了谅解书，法院量刑时会充分考虑从轻情节！这对陈平心同志非常有利！”
陈父看着两人焦急的模样，终于伸手，接过了那两份谅解书。
他没看内容，只是捏在手里。
“东西拿回去吧。”陈父把礼盒推还给王建国，“我不缺这些。”
他又看向周斌，“赔偿该多少就多少，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赔。不用你们特事特办。”
王建国和周斌还想说什么，陈父已经转身往堂屋走。
“谅解书我收了。”陈父在门口停下，回头看了两人一眼，“人在做天在看，别以为我不知道，陈平心有今天，全都是被你们这些人逼的。”
说完，他进了屋，关上了门。
院门外，王建国和周斌面面相觑，脸色都很难看。
屋里，陈父坐在椅子上，看着手里那两份盖着红印的谅解书。
他摸出老年机，给陈平安打了个电话。
“平安，谅解书拿到了。”
电话那头，陈平安的声音平静：“嗯，爸，辛苦了。”
挂了电话，陈父把谅解书小心地收进抽屉里。
他走到窗边，看着院门外那两辆车缓缓开走，扬起一片尘土。
上午他还像条狗一样被人撵出来。
下午，局长、总经理亲自上门，卑躬屈膝。
陈父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权力”。
也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儿子陈平安，真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省吃俭用供着读书的苦孩子了。
曹恒印的车停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院外时，是下午三点半。
他没急着下车，先摇下车窗，点了支烟。三月的风还有些凉，吹得他额前碎发微微晃动。眼镜片后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支队大楼门口进出的警车和便衣。
副驾驶座上，陈父安静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
“陈叔。”曹恒印抽了口烟，声音平稳，“一会儿进去，您就按程序来。该说什么说什么，不用紧张。”
陈父点点头，“嗯。”
“谅解书带了吗？”
“带了。”陈父从怀里掏出那两份折得整整齐齐的文件，又小心地放回去。
曹恒印没再多说，掐灭烟头，推门下车。
陈父跟着下来。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刑侦支队大楼。大厅里人来人往，有穿制服的民警，有便衣刑警，还有几个神色慌张的报案群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烟味混合的气味。
曹恒印没去前台，直接走向楼梯。
他对这里很熟——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侦查监督，和刑侦支队打交道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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