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字形的图书馆中间小院紫藤花架下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几样小菜和一壶酒。李不弃与孙永，邵雍和张载各据一边，赵敏在李不弃身后陪坐，杏儿和莺儿用个小火炉烫酒，周围一大群秀才们或坐或站地围观。这就是后日被称为“理学开端”的那次聚会的场景了。
因为这次聚会围观的人比较多，因此记述比较详尽，公认的情况是这样的：
初次见面的人总是喜欢把双方都认识人做切入点引起话题，于是就聊起了范相公，结果李不弃一语惊四座：“官家也曾让范相公教导在下，只是我见范相公做学问的法子有问题，所以请教得少。”
说完这话，李不弃就感到周围一静，拿眼一扫就看到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自己，就连自己的老婆也是如此。
范相公，是公认的大神呀，尤其是《岳阳楼记》一出，更是无人能与之争锋。你居然说范相公不会做学问？太狂了吧？
邵雍还算是神色正常的，先问道：“不知官人以为范相公做学问的法子有何问题？”
李不弃指着张载说：“当年子厚兄本是好兵事的，范相公赏识子厚才学，却劝子厚回家钻研名教，这便实在是误人子弟了。”
这话说得够重，张载作为当事人连忙说：“范相公教诲使载受益颇多，如何能说是误人子弟呢？”
李不弃便问：“听说子厚兄见了范相公之后就回家闭门读书了。却不知已经误入了歧途。”
张载忙问：“苦读研习正是做学问的法门，不知如何便是误入歧途呢？”
李不弃又一句话把众人雷得蹶倒：“子厚兄钻研的是‘六经’吧？如果我说这‘六经’大多不过是蒙书呢？子厚兄说，有谁十几年只学蒙书学问能长进的？”
“什么？‘六经’大多是蒙书？”孙永和张载惊得筷子都掉地上了。
邵雍忙问：“官人为何说‘六经’是蒙书？”
李不弃扫视一下见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不由一笑：“这个道理也是我在自己编了一本《三字经》之后才明白的。”
“《三字经》里有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有人便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句武断，对天下很多事解释不通。这话不能说不对，只是因为《三字经》是蒙书，小孩子心智不全，难辨正误，须以大义教之，所以《三字经》第一句必要这么写。由此想来《春秋》一书想来也是如此的。”
邵雍问：“官人是说夫子‘笔削春秋’之事？”
“正是。经人质疑，我才理解夫子苦心。夫子之时天下可没有几十万读书人，民智未开，夫子只得以最基本，最浅显的大义教之。所以《春秋》便是一本蒙书。既然夫子把《春秋》的史料删了许多，只让后人看到夫子想让人看到的事，后人自然看不到这段历史的原貌。后人研究此书，只能是管中窥豹，能研究出什么高深学问来？”
坐在孙永身后的一个秀才问道：“官人只说《春秋》，可还有五经呢？”
李不弃说：“先说《诗经》。汉有赋，唐有诗，我大宋有词，这些皆是《诗经》成书时没有的。我华夏文化便如一个幼儿不断成长，《诗经》便是记载这个幼儿牙牙学语之时的语言。你们说可有人只学《诗经》能作出一首好词来？”
见众人都陷入思量，李不弃接着说：“《乐》也是这般。现在世人多用琵琶，唢呐，皆《乐》之不载。《尚书》记国家戎、祀之事。彼时国家戎事必用战车，武器用戈矛铜剑，现在哪个还用？这《礼》么，本就存疑，就更不用说了。”
李不弃看向邵雍：“我以为六经唯《易》乃‘大道之源’，只可惜深奥如斯先人又惜墨如金，若不识天地山川今古之变，则无以窥门径。躲在书斋里研究，便是倒背如流也难明其理。”
邵雍连连点头：“官人对《易》的见识正与雍相合。只是说其他五经多是蒙书似乎也有些偏颇。”
李不弃说：“这只是我一家之言。大家若觉得有理便听，若觉得是胡说，当耳旁风就是。”
不论李不弃刚才如何惊世骇俗，这样并不强迫别人赞同的态度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张载问道：“既然官人说载做学问的法子有问题，不知官人以为该如何作学问？”
李不弃指着邵雍说：“子厚兄当向尧夫先生学习。我以为做学问应该首先读书，然后增广见闻，如人学泳般亲身研习，最后学问才能如建高楼。”
说到这里李不弃准备夹带点儿私货：“首先说说增广见闻的重要性。有一句话叫时过境迁，便是说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和处理也会不同。如果你不能亲身了解一件事的背景环境，不能把自己亲身代入这件事中，便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我先来讲三个奇闻。这个是从曾往吐蕃作买卖的商人那里听来的。这商人说吐蕃人遇到客人留宿，会让妻女晚上陪侍客人。如果家里只有一间房屋，男主人会在一旁假装熟睡让客人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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