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波一脚踏进办公室，眼角余光扫过对面的座位，杨春那伙人的位置又是空的。才想起他们都出去收钱了。
“上个毛线班！”他低骂一声，转身就往外走。路过传达室时，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径直走出那扇挂着“谨守职分”木牌的大门。
街面上的日头正烈，阳光晃得人眼晕。李海波伸手摸了摸裤兜里的小瓷瓶，里面是昨晚刚从熊奎那儿换来的“大力丸”。
他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要不顺道去日租界，找小泽姑娘切磋切磋？
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自己摁了下去。他咂咂嘴，自语道：“为国争光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犯不着大白天的搞得又全身骨头散架了似的，晚上下不了床还可以嘴硬说要睡觉，白天下不了床可就倒架子了。
真是又菜又爱玩呐！李海波摇了摇头，骑着自行车一路就回了家。
推开虚掩的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晾衣绳上没挂着孩子的小褂子，厨房的烟囱也没冒烟——老妈准是又带着孩子们去了孤儿院帮忙，真是拦都拦不住啊！
他往藤椅上一坐，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扶手，忽然想起从“东丸”杂货铺弄来的那几百支枪还在随身空间里呢，与其在家闭着，不如趁这功夫给游击队送过去。
这念头刚冒出来，李海波顿时像打了鸡血般精神起来。他几步冲进卧室，“咔哒”一声反锁房门，意念一动，从空间取出一套易容工具。他将眉笔、肤色膏、假胡须一一在书桌上码放整齐，对着镜子凝神细看，指尖蘸取膏体，在脸上细细描画起来。
二十分钟后，镜中人已换了副模样：肤色暗沉泛黄，眼角堆着几道刻意画上去的细纹，下巴上粘着浓密的络腮胡，活脱脱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工人。
这是李海波的惯用妆容，自从学了易容术，每次和红党接触，他几乎都用这副面孔——寻常、普通，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最是安全。
收拾妥当，他拎起布包，推门而出。门外，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早已备好，车后座用麻绳捆着个空木箱，看着倒真像个进城送货的。
刚过外环线，路边就撞见了日军岗哨。木栅栏上插着刺眼的太阳旗，几个端着步枪的鬼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来往行人。李海波不慌不忙，慢悠悠地骑着车靠过去，老远就掏出揣在怀里的良民证，脸上堆起憨厚的笑，对着鬼子点头哈腰：“太君，良民，良民的干活，进城送点杂货……”
这样的岗哨，一路上竟遇到了四处。
鬼子的盘问一次比一次严苛。起初只是翻看良民证，到后来，不仅把他布包翻来覆去查了个遍，还牵来军犬在他身上、自行车上嗅了又嗅。有个左脸带疤的鬼子尤其难缠，蹲在地上敲了敲自行车后架，又捏着他的衣角扯了扯，那双三角眼像淬了毒的刀子，直勾勾地盯着他，仿佛要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破绽。
李海波捏着良民证的手心沁出了汗，后背也微微发紧，脸上却依旧是那副木讷顺从的表情，连眼神都没敢多瞟一下，只等鬼子挥手放行。
好不容易过了最后一道岗，他才暗自松了口气，心里却忍不住叹气：小鬼子的封锁真是越来越严密了。难怪黑市上一张出沪的特别通行证，能炒到两百大洋了。
他蹬着自行车，心里犯嘀咕：自己这还算有惊无险，真不知道小马他们平时是怎么把那些紧缺的物资运出上海的。
出了上海，李海波才从空间里取出那辆蒙着帆布的绿色卡车。跳上驾驶座，引擎“突突”地喘着气，朝着江桥镇的方向驶去。
快到丁家村外的小林子，日头已爬到头顶。蝉在树梢扯着嗓子叫，把空气都叫得发烫。
李海波停好车，掀开帆布，开始往车斗里搬枪。
……
丁家村的日头正毒，晒得土院墙上的茅草都打了蔫。丁大栓蹲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把木工刨子，正慢悠悠地修理一条长凳。刨子的木柄被汗水浸得发亮，他时不时往手上啐口唾沫，蹭得刨花纷飞。
“大栓哥！大栓哥！”一阵急促的呼喊撕破了宁静，汉子铁牛连跑带喘地冲进院子，粗布短褂都被汗湿透了，贴在脊梁上显出几道黑瘦的肋条。
丁大栓手一顿，心里“咯噔”一下，他猛地站起身，“铁牛？咋咋呼呼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天塌了？”
铁牛扶着膝盖直喘气，“不、不是……村外的信号树，倒了！”
“倒了几颗？”丁大栓的声音瞬间沉了下来，手不自觉地按向腰间——那里别着把磨得锃亮的花口撸子。
“一、一颗！”
“有可疑人员靠近？”丁大栓脚已经迈出了院门，“赶紧发信号，让同志们警戒，村西头的谷仓里还有一些物资没来得及转移呢，别让外人看见了！”
“早、早就通知了！柱子他们已经往村口摸了！”铁牛跟在后面，声音还带着颤。
丁大栓没再说话，大步往村口赶。这丁家村就二十来户人家，藏在上海郊外的洼地里，既不靠公路，也挨不着铁路，平时连走街串巷的货郎都少见，哪来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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