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的谗言与杀戮，更成为摧毁秦朝栋梁的致命利刃。他利用胡亥的昏聩，不断进献谗言，将蒙恬、蒙毅等能征善战的武将逼上绝路，使秦朝失去了抵御外敌的军事支柱；又借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屠戮朝中正直的文臣，导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无差别攻击式的清洗，让秦朝损失了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使得整个官僚体系陷入瘫痪。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旧部纷纷响应时，秦朝竟无可用之将、可谋之臣，只能眼睁睁看着起义军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历代对赵高的负面评价，犹如潮水般汹涌，汇聚成一部跨越千年的批判史。秦朝丞相李斯作为权力漩涡的亲历者，对赵高的野心与阴谋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他曾直言：“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将赵高比作春秋时期篡权乱政的子罕、田常，直指他妄图效仿权臣谋逆，威胁皇权。这种对赵高“乱臣贼子”本质的揭露，不仅是李斯的肺腑之言，更是对后世的警示。
汉昭帝时期的贤良文学从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批判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认为正是他德不配位却窃据高位，才导致秦国覆灭、宗族遭殃，将秦朝的灭亡直接归咎于赵高的乱政。曹魏开国皇帝曹丕则将赵高与历史上的伊戾、费忌、江充等奸佞相提并论，指出这些人无一不是为了满足私欲，在宫廷内部兴风作浪，通过残害骨肉、构陷忠良来达到专权的目的，深刻揭示了赵高行为的本质是贪婪与野心作祟。
孔融将赵高与夙沙卫、伊戾、英布等历史恶人相提并论，着重强调被刑之人因心怀怨愤易生恶念，而赵高正是其中危害极大的典型，将其视为祸乱天下的罪魁。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檄文中痛斥赵高“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指出他在秦朝末年独揽大权、肆意妄为，使得群臣迫于淫威不敢直言，最终导致秦朝在“望夷之败”中走向灭亡，祖宗基业毁于一旦，留下千古骂名。
唐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将赵高杀害秦二世与董卓鸩杀汉弘农王的恶行相提并论，认为这等行径人神共愤，即便相隔不同朝代，也同样令人义愤填膺。柳宗元则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总结教训，指出胡亥因重用赵高、诛杀李斯而亡国，深刻揭示了用人不当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元稹更是对赵高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称其为“诈宦之戮人”，认为他用残忍手段蛊惑胡亥，使其沉迷享乐、不问朝政，最终将天下拱手相让，而赵高本人则借此权倾朝野。
唐昭宗将赵高与东汉末年的阎乐、张让、段珪等祸国宦官并列，指出宦官干政自秦汉起便是王朝的毒瘤，赵高灭嬴氏宗族、东汉宦官倾覆刘汉江山，皆为历史明证。苏轼更是直言“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将秦朝灭亡的根源直指秦始皇对赵高的重用，将宦官之祸比作“毒药猛兽”，认为其对王朝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梁启超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奸佞之臣时，将赵高列为首恶，与汉代十常侍、唐代卢杞、李林甫，宋代蔡京、秦桧，明代刘瑾、魏忠贤等臭名昭着的人物相提并论，痛斥他们谄媚君主、窃弄国柄、荼毒百姓，是历史的罪人。
这些跨越千年的批判，如同警钟长鸣，不断提醒着后人权力的腐化与野心的危害。赵高的故事不仅是个人道德沦丧的写照，更是一面映照王朝兴衰的镜子，让后世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若纵容奸佞当道、忠良蒙冤，必将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事实上，赵高不过就是一个权欲倾心的得志小人而已！其才可乱天下而非治世能臣。他杀了胡亥后，哪怕大权在握，淫威十足，但他想自立为王却得不到满朝大臣的认可，最终还得改立子婴为秦帝。这说明他的血统已经被排除在了秦王室之外了。中国的草头王，还是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的。此后，权力之争，才达到了看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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