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在老家种地照顾老人，他一年回去一次，每次不超过十天。
后来儿子上大学了，开销更大。
他主动申请加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节假日从不休息。
同事们叫他铁人张，他笑笑不说话。
累吗？
累。
但想到儿子的学费，想到老家破旧的房子，再累也得撑下去。
再后来，儿子毕业了，在城里找了工作，结婚了。
张建国以为苦日子到头了。
儿子婚礼那天，他穿上了唯一的一套西装，笑得合不拢嘴。
亲家母在酒席上夸他：“张师傅培养了个好儿子，以后可以享福了。”
他确实想享福。
干了半辈子，一身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胃病，还有流水线上落下的腱鞘炎，右手手腕肿得像馒头。
他想，等儿子稳定了，他就回老家，把老房子修一修，种点菜，养几只鸡。
但儿子说：“爸，你在城里再干几年，帮我们攒个首付。”
于是他又干了五年。
五年后，儿子买了房，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
张建国很高兴，以为终于可以和儿子住在一起了。
他退了租了十五年的地下室，把行李搬到儿子家。
开始还好。
但三个月后，儿媳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儿子吞吞吐吐地说：“爸，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小，宝宝马上要出生了……要不，您先出去租个房子？房租我们出。”
那天晚上，张建国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儿子家。
他没回地下室，而是在厂区附近租了个单间。
十平米，一张床，一个桌子，月租五百。
那一年，他五十八岁。
流水线还在运转，张建国坐在工位上，戴着老花镜检查电路板。
他的动作明显慢了，眼睛也花了，常常要把板子凑到眼前才能看清。
流水线的速度却没变，一块块电路板从传送带上流过来，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
“老张，三号线的次品率又高了。”车间主任走过来，语气不太好，“你这个月已经三次了。”
张建国赶紧站起来：“主任，我眼睛有点花，我尽量……”
“尽量？”主任打断他，“厂里要的是结果。老张，不是我说你，你年纪大了，该退休了。”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张建国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下头：“我知道了，主任，我会注意的。”
主任叹了口气，走了。
张建国重新坐下，手在发抖。
他知道主任说得对，他老了，干不动了。
但这工作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没了工作，他吃什么？
住哪儿？
中午吃饭时间，张建国端着饭盒坐在食堂角落。
饭盒里是昨晚的剩饭剩菜，热了热。
周围是年轻的工友，说说笑笑，没人注意到他。
“听说了吗？厂里要引进自动化生产线了。”隔壁桌的年轻人说。
“真的？那得裁多少人啊？”
“至少三分之一。那些年纪大的、手脚慢的，肯定第一批走。”
张建国的手一抖，饭勺掉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腰却疼得直不起来。
最后是一个年轻工友帮他捡起来的。
“张叔，您没事吧？”年轻人问。
“没事，没事。”张建国摆摆手，声音干涩。
下午的工作，张建国魂不守舍。
次品率更高了，主任来看了两次，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
下班铃响时，张建国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时，天已经黑了。
初冬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
张建国裹紧了那件穿了十年的旧棉衣，慢慢往出租屋走。
路过儿子住的小区时，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十二楼，左边那户，灯亮着。
那是儿子家。
他站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推车离开了。
儿子上次来看他，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坐了十分钟，留下两百块钱，说工作忙，匆匆走了。
回到出租屋，张建国打开灯。
十平米的房间一览无余。
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煤油炉，墙角堆着几个纸箱，里面是他全部的家当。
墙上挂着一个相框，是儿子大学毕业时的合影。
照片里的儿子意气风发，搂着他的肩膀笑。那时候，儿子说：“爸，以后我养你。”
张建国苦笑。
他从床底下拿出半瓶白酒，倒了一杯。
酒很劣，呛得他直咳嗽。
但他还是一口喝干了。
热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去，暂时驱散了身上的寒意。
电话突然响了。
是那部老旧的按键手机，屏幕已经裂了，但还能用。
张建国看了眼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老家的县城。
他犹豫了一下，按下接听键：“喂？”
“建国啊？我是你二叔！”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但熟悉的声音。
张建国一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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