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在当时，杭州本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
所以说，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说白了，就是专门处理寺院里的一些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这些寺院里那些不愿参与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
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那是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而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总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呢？
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去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实则是心怀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
等他们到了我们的疆域，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从而图谋不轨。
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歹人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杭州通判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
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走人，不许有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
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国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高丽王朝，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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