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讲过自封太尉的王世充率军侵犯谷州失利，回到东都洛阳的他担心自己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影响。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初二，王世充将隋朝的显贵官员和名士全部任命为太尉府的属官。
王世充的这一举措具有多重目的和深远意义。首先，王世充通过拉拢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些精英人物在朝野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吸纳他们进入太尉府，不仅减少了潜在的反对力量，还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防止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王世充有效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其次，这一举措进一步架空了已成为傀儡的皇泰主杨侗，为其下一步的政治野心做好铺垫。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王世充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表明自己得到了前朝精英的认可。同时，任用前朝官员也营造出一种政权延续的假象，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为后续成立新政权创造了条件。
此外，王世充的这一做法也有助于稳定局势。这些官员和名士在地方和中央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任用他们可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混乱。同时，前朝官员的留任也能够安抚民心，减少民众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从而促进社会的平稳过渡。
从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些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王世充通过任用前朝官员，展示了自己的包容性，表明他愿意吸纳各方人才，增强新政权的凝聚力。同时，这也向其他势力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支持他王世充，就能获得重用。这种策略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进一步巩固王世充的统治地位，也为他在动荡时期维持统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些成为王世充太尉府属官的隋朝旧吏中包括杜淹和戴胄。
杜淹出生不详，卒于628年，字执礼，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早年曾在隋朝为官，担任御史中丞，杜淹在隋朝时期因隐居而被隋文帝流放，后效力于王世充，授为吏部尚书。在王世充被平定后，他投靠了唐朝，并在唐太宗即位后被召回，授予御史大夫，封为安吉郡公，后迁为吏部尚书，参议朝政，成为宰相。
杜淹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有着一定的才华和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争议。他在隋朝时期为了谋求官职而假装隐居，这种行为被一些人视为沽名钓誉。在王世充政权中，他因与侄子杜如晦的关系而进谗言，导致杜如晦的兄长被杀，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的一大污点。
杜淹的作品被收录在《全唐诗》中，包括《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罡》、《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和《寄赠齐公》等诗作。尽管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声誉，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精神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杜淹在贞观二年（628年）病逝，唐太宗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谥号为襄。他的家族成员包括儿子杜敬同，官至鸿胪少卿，袭爵，以及孙子杜从则，曾任蒲州刺史。
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是唐朝初期的政治家、司法官员，以其坚持法治原则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卓越表现而闻名。他出身于谯郡戴氏，早年在隋朝为官，曾效力于王世充，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擢升为大理少卿，后改任尚书左丞，最终成为宰相。
戴胄年轻时钻研律法，以明经入仕，授吏部云骑尉，迁弘农宫副监。隋炀帝大业末年，入朝为门下省录事，受到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618年，隋炀帝遇害后，戴胄被王世充任命为给事郎。不久，王世充欲篡位，戴胄多次进谏未果，被贬为郑州长史。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取虎牢关，俘获戴胄，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
唐太宗即位后，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郎。627年，任大理少卿，后因清廉正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戴胄在尚书省政务处理中表现出色，被誉为“唐朝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629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去世后，戴胄代理吏部尚书，后参与朝政，成为宰相。
戴胄在担任大理少卿期间，坚持依法断案，敢于犯颜直谏，纠正太宗的量刑过失，推动了唐初法治的完善。他在处理政治关系时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戴胄的政治生涯和法治精神对唐朝乃至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大唐好法官”，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公元633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
正月初，隋朝将军王隆率领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率领山南的军队刚刚到达东都。
隋将王隆我们在前文曾经介绍过，公元617年9月，隋炀帝杨广便派他率领邛崃（今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以及黄州（今湖北省麻城市）的蛮族军队一同出征支援东都洛阳，哪知他竟经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赶到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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