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在唐朝朝廷与突厥“大玩”政治关系之际，依附于突厥的刘武周军团仍然在不断南侵，其部将宋金刚"连陷州县，河东震动"，唐廷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军事危机，河东失守则关中门户洞开，直接危及京城长安。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曾对近臣言："河东者，国之藩屏，今为贼所据，朕寝食难安。"
右仆射裴寂作为李渊太原起兵时的核心谋士，深知此战关系重大，遂主动请缨，奏表道："陛下，臣虽不才，愿为陛下分忧。刘武周跳梁小丑，臣必为陛下擒之。"
李渊听后，竟然欣然准奏。裴寂虽为李渊心腹，但缺乏实战经验。太子李建成曾建议改派李世民出征，但李渊认为"世民方平定薛举、薛仁杲，忙于巩固陇右防务，不可轻动"，最终，唐廷决定启用裴寂。
此时的李世民正如唐高祖所言，在平定薛家父子之乱后，李世民并未因胜利而松懈，而是立即着手巩固陇右防务，为应对新的威胁做准备。作为青年优秀军事家，他知道陇右地区不仅是关中西面的屏障，更是未来经略西北的战略要地。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部署。命心腹大将刘弘基驻守泾州，防备突厥南下；令殷开山屯兵秦州，监控河西动向；派段志玄巡视原州，清剿残余叛军。这些举措既确保了陇右地区的稳定，也为后续行动奠定了基础。
进入六月，随着突厥威胁的加剧，李世民亲率轻骑巡视陇山防线。他仔细视察萧关、瓦亭等要塞的防务，接见归附的党项、吐谷浑首领，并在关键位置部署烽燧预警系统。这些实地考察不仅让他对边境防务有了清晰认识，也增强了与边疆部族的联系。
与此同时，他派遣精锐斥候深入河套地区，探查突厥动向；通过往来商旅获取刘武周与突厥勾结的情报；并暗中建立与河东反刘武周势力的联系渠道。这些情报工作为后续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应对可能的两线作战，李世民在六月下旬展开大规模军事准备。他整训骑兵，组建精锐的"玄甲军"；在高墌城建立大型军需仓库，储备粮草；命工匠日夜赶制弓弩等兵器。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也展现了其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李世民也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他频繁与长安朝廷保持联络，向李渊详细汇报陇右局势，并提出加强对突厥的外交斡旋、警惕刘武周南侵、完善关中防御体系等建议。这些建议既体现了对全局的把握，也展现了其政治智慧。
这其中，为笼络地方势力，李世民又通过联姻、封赏等方式巩固唐朝统治，纳陇西李氏女为侧室，强化与地方豪族的联系；封赏归附的羌族首领，稳定边疆部族；招揽陇右士族子弟入幕，吸纳地方人才。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在陇右的统治基础，也为其日后发展积蓄了力量。
不过，这一时期的活动对李世民及其权力集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军事方面，他组建的玄甲军后来成为唐军精锐，初步成型的陇右防务体系为后续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抗游牧骑兵的经验更是在日后与突厥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他在陇右建立的个人威望、吸纳的大批文武人才、以及与关陇集团加强的联系，都为其日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武德二年五月至六月这段时间，是李世民从一员战将向战略家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天策上将"集团初步成型的重要阶段。
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更体现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为玄武门之变和后来开创贞观之治埋下了重要伏笔。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二日，李渊正式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赋予其"便宜从事"之权，率军五万唐讨伐刘武周。这意味着裴寂可自主调遣河东诸军，无需事事请示。这种特殊授权在唐初极为罕见，足见局势之危急和对裴寂的信任。
这支大军由禁军精锐两万、河东地方驻军两万、临时征召府兵一万组成，另配属骑兵三千，由骁将刘弘基统领。为保障大军供给，唐廷特设晋州道转运使，由户部尚书萧瑀兼任，负责粮草转运。
然而，这一任命看似是对心腹重臣的信任，实则暗含深意。
当时李世民在陇右战功显赫，若再令其平定河东，恐功高震主。启用裴寂，既可牵制李世民势力，又能巩固皇权。同时，裴寂出身河东裴氏，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由其主持河东战事，有助于争取关陇士族支持，巩固李唐统治基础。这一决定体现了李渊在用人上的政治考量：既要应对眼前的军事危机，又要平衡朝局，巩固统治。
遗憾的是，这一看似周全的安排却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裴寂虽为李渊心腹，但缺乏实战经验。他虽获重权，却未能善用。在随后的介州之战中，裴寂指挥失当，导致唐军惨败，河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挫折不仅暴露了唐廷在用人上的问题，也迫使李渊重新启用李世民，为后来"秦王系"的崛起埋下伏笔。
同时，这一事件还折射出唐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笔者总结为“三重矛盾”：李渊过分倚重太原元从，忽视将领才能；在军事危机中仍不忘政治算计；未能及时启用李世民等良将。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九月”条中，司马光对裴寂讨伐刘武周一事点评道：“寂本非将帅才，高祖以旧恩用之，故及于败。”南宋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评裴寂：“以私恩授重权，而不察其才，此高祖之失也。”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有类似观点：“高祖以私昵用寂，而不度其才，此河东之败所由致也。”
这一事件成为唐初政治军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战局，也深刻影响了唐朝初年的权力格局。它提醒后世统治者，在重大决策中，过分注重政治平衡而忽视实际才能，往往会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高祖以私恩授裴寂重权，而不度其才，身兼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此去是吉是凶，我们后面章节再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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