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清晨。
位于哈尔滨“道里”区西侧的沙军军营内，近三千名哥萨克骑兵在马厩前完成了整备。
士兵们的黑色羊皮帽压得很低，帽檐上结着一层白霜，黑色切尔克斯卡长袍紧裹着身体，胸前两排锃亮的黄铜纽扣与腰间银色弹带交相辉映。
他们的恰西克弯刀斜插在身侧，刀柄朝前，刀鞘用细绳系在腿上，莫辛纳甘步枪横在马鞍前桥，枪托的胡桃木色被雪水浸得发黑，马队静默地排列着，马蹄不耐烦地刨着积雪，铁掌与冰面碰撞发出一声声清脆声响。
六十二岁的老旅长萨哈罗夫少将站在这支队伍的最前方，犹如一头垂暮的独狼，头发白的刺眼、背却依旧挺拔，那有些浑浊的灰黄色眼睛每扫到一名士兵，对方就会立即回以尊敬的目光。
他抖了抖身上那件老旧的军大衣，连带着领口上的“圣乔治勋章”都跟着颤抖了几下，这是一九零一年皇帝尼古拉二世为了表彰他在镇压“义和团”时的卓越表现而亲自授予的，这上面可沾满了“海兰泡”几千名华国百姓的鲜血啊。
“总司令在做什么，为什么还不下令出发？”
萨哈罗夫侧头问向身后的三名团长，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复，于是他轻“哼”一声便大步朝“司令办公室”走去。
仗着资格老，萨哈罗夫进霍尔瓦特的房间时是从来不敲门的，尽管对方的军衔比他高也不在乎，毕竟手下的哥萨克们只听他的号令。
房间内，霍尔瓦特就坐在办公桌后，他的胳膊拄在桌面上，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正紧盯着电话机不知琢磨什么呢，还有两名事务官站在桌旁连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下。
“冲突”就在眼前，下头人只管准备作战就行，但他作为“铁路护路军”的最高军事负责人要考虑的东西可就多了。
“疫情”如何才能控制住？怎样借着“疫情”来谋求利益最大化？面对来势汹汹的华国军队要采取什么手段？打起仗来到什么地步才能结束？若是倭军趁机北上又该怎么应对呢？
一个个大问号在霍尔瓦特的脑袋周围旋转，压得他连呼吸都觉得要比平时费力得多，身为“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总司令，他对沙军在东北控制力的脆弱性也远比外人了解的更清楚。
首先，沙军军队驻扎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依据是一八九六年签订的《华沙密约》与一九零五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但这两份条约都存在着巨大争议，前者有贿赂谈判官员和曲解“驻军”内容的嫌疑，后者更是压根就从未被华国方面承认过，目前之所以能维持现状不过是仗着东北军力薄弱、政府可欺，但要是真在冲突中处了下风，那局势可能就要朝着未知方向发展了。
其次，沙国皇帝尼古拉二世此时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而非远东地区，而且同盟法兰西也要求沙方将更多军力放在德国方向上，因此东北的军事建设在各方面都严重不足，运力短缺、后勤混乱、粮饷不足、指挥体系复杂且部队素质低下都是不争的事实啊。
最后，沙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看似强大，但本质上却是一条“玻璃”防线，满洲里、哈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绥芬河、海参崴等地的驻军是各管各摊，他们的唯一生命线“中东铁路”的沿途又存有大量铁路桥和隧道，战时极易被敌方先发制人精确打击，到那时“护路军”会被割成数段后一一击破的。
也正是基于这些考量霍尔瓦特才在之前的几次冲突中都保持了克制，他不敢去赌，真赌输了就意味着仕途也彻底终结了啊，今年他才五十二岁，怎么能跟奥尔洛夫那老家伙似的跑回国内混吃等死了呢？
本以为将长春的部队收缩回哈尔滨就能换来几年的和平，但霍尔瓦特想错了，他严重低估了杜玉霖要尽快收回北满铁路的决心，也更低估了“后路巡防营”的作战能力，此次沙国政府在“疫情”中暴露出的残忍也因此成了华军绝佳的出击借口。
退无可退霍尔瓦特也就只能选择拼命了，他先是集结了萨哈罗夫的“哥萨克骑兵旅”来与自己汇合，又电令齐齐哈尔驻军立即乘军列过来驰援，会师后总兵力将达到七千多人，若能再熬到外阿穆尔军区收复“满洲里”的援军赶过来，杜玉霖那个小混球你就等着死吧。
可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来自齐齐哈尔的军列，昨晚在肇东完成补给出发后就失去了联系，按计划现在都该与自己会师了却仍是半个人影都没看到，这不是活见鬼了吗？再打电话给沿途车站也始终都打不通了，难道这支援军出事了？
不会吧，不——会——吧？
霍尔瓦特懊恼地抓着有些秃的大脑门，眼睛憋屈地看着电话，就在这时那讨厌的萨哈罗夫就推门进来了。
“总司令，为什么还不下达出击的命令？不过是华国军队，至于让您这样犹豫不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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