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里互通声气、时常宴饮的几家大商号之间，骤然冷清。路上遇见，不过匆匆拱手，交换一个沉重而惶恐的眼神，便各自低头疾走。谁都怕过多的接触，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成为那特派员“名单”上的下一个。
送往内务府的货物，不约而同的把品质提至最高，分量给得最足，唯恐被挑出一丝错处，成为被民国特派员清算的由头。
他们动用一切关系，像鼹鼠般拼命打探宫内的丝毫风声。民国特派员今日是否又提审了谁？马佳绍英在处置罪臣上脸色如何？醇亲王载沣可曾过问采买之事？
每一点捕风捉影的消息，都被放在心里反复煎熬、解读，试图拼凑出未来的方向，却始终只得一片迷雾。
最令他们感到无措和利润锐减的，是交易核心环节——“报价”上的变化。
这个最核心、也最隐秘的环节上。
往日，这是一场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双簧”。
商号报上留有充足“水分”的报价单（比如市价六元的米报十元），内务府经手官员不仅照单全收，往往还会“体恤下情”，主动将某些单价再“核实”得更高一些，以便双方从中勾兑得益。
多出的利益部分，双方按约定好的比例勾兑。整个过程心照不宣，行云流水。
如今，这戏唱不下去了。
新上任的广储司官员，面对商号递上来的、依然留着不小“溢价空间”的报价单，态度变得极其“耿直”甚至“笨拙”。
例如，“永丰号”递上一份各成色粳米报价单，仍按旧例留有空间。
新司官会拿起一份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字迹工整的“京津粮市旬日行情录”，对照着，用朱笔在单价旁批注：“据查，本月上等无锡粳米市价至昂不过每石六元二角。此单所开七元五角，缘何高出如许？请详附成本说明。” 那语气公事公办，毫无转圜余地。
又或者，对“六必居”的酱菜报价，新官员会沉吟道：“旧例单价固可参考，然今时不同往日。民国特派员虽已离开皇城，然新颁《稽核条例》明文要求，‘物料价须与时价相衡’。此酱瓜之价，似仍可斟酌。”
这些新任官员不再主动帮商号“抬高”，反而开始认真地“砍价”，虽然这“砍价”的依据，是一种他们并不熟悉、却无法反驳的“市场规则”和“明文条例”。
那层赖以生存的、丰厚的“溢价”油脂，被新官员们用“市价”和“条例”这把新刀子，公然且毫不留情地刮去。眼见着真金白银的利润，如指间流沙般逝去。
这些话，像软钉子，扎得各商号东家们又痛又慌。
商号东家们摸不清，这新官究竟是真想革除积弊、做个清官，还是故作姿态，等待他们献上更高明、更隐蔽的“诚意”？
亦或是奉了内务府大臣或更高层级的密令，在进行某种整顿或试探？这种不确定性，比明确的贪婪更让人恐惧。
他们仿佛一群在冰面上行走的人，旧冰层已然碎裂，新冰层看似平整（持续不断的订单），却薄得透明，不知何时会“咔嚓”一声彻底崩陷。底下，是名为“民国法度”与“宫廷肃贪”的刺骨寒水。
他们战战兢兢，不知下一步该踏向何方，更不知哪一脚下去，便会冰层碎裂，坠入那名为“清算”的万劫不复深渊。
往日与内务府交易时那份隐秘的“底气”与“亲近感”，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弥漫在所有老字号心头、空前强烈的 “朝不保夕” 之感。
那个凭借“默契”与“勾连”便能稳获暴利的旧时代，在民国元年这个初夏时节，随着那些被罢黜抄家的官员一起，确凿无疑地、轰然倒塌了。
而新时代的门槛，冰冷而陌生，他们尚在门外惶恐徘徊，让他们这些旧日的“皇商”，倍感踌躇与寒冷。
说是新政府没有皇帝了，改朝换代。可对北京城的百姓而言，赋税依旧沉重、权力依旧专断、生活秩序未曾改变。
同内务府官员有着密切联系的商号东家们，眼瞧着不少的官员被抄家，时刻担心着双方的利益勾兑，会被民国政府以此为由进行敲诈勒索。
况且与内务府的买卖，关乎切身利益，唯恐经过此番动作，收不回以往垫付的货款。
这半个月，他们是在一种集体性的噤声与观望中度过的。
但仍有不少商号东家私下书信来往，商议对策。六月初，瞧着醇亲王离开了北京城，便有商号东家谋划聚会。
确定戌正时分在天福堂后院阁搂会面。
窗纸被暮色染成昏黄，屋里早早点了灯，却将八张神色各异的脸映得愈发晦暗。
天福堂这间从不待客的后院秘阁，此刻门户紧闭，连伙计都被打发到了二门外。
空气里弥漫着上等武夷岩茶的焦香，却压不住那股子从人心里透出来的焦躁。
在座的，是同紫禁城有紧密联系商号当家或心腹——专供南粮的“永丰号”米行李掌柜、包办苏杭绸缎的“瑞昌祥”少东家、采办东北山货的“兴隆记”二爷、承办官窑瓷器的“聚鑫斋”老板……往日里，他们是跺跺脚四九城相关行当都要颤一颤的人物，此刻却个个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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