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却未阻断天平文化的传承。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银鎏金衡器，融合西域工艺与中原纹样，展现乱世中的技术交融；南唐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仆役手持秤杆称量酒食的细节，既反映贵族生活，也暗示权力博弈中的平衡智慧。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秤"字正式进入官方文书，《天圣令》明文规范度量衡误差标准，市井间甚至出现"牙人"（中介）持秤协调交易，形成"公秤私秤"并存的商业生态。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将"权衡"概念引入伦理体系，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以"权轻重，度长短"阐释中庸之道，使称量思维渗透进儒家修身哲学。
元明清时期，天平文化在多民族交融与西学东渐中呈现新貌。元代郭守敬设计的"正方案"，将天文观测与称量原理结合，以水平平衡校准方位；明代《天工开物》详细记载"提系杆秤"的制作工艺，其"星秤"工序需以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为刻度，将道德警示融入计量工具。清朝军机处档案显示，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戥子"（微型秤），采用象牙、白银等珍贵材料，专供皇室称量珠宝、药品，其精密程度达到"分厘不差"。与此同时，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天平理论与中国传统衡器相遇，《远西奇器图说》中关于杠杆原理的图解，推动了称量技术的近代化转型。文学领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天平"比喻贾府兴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将称量的得失观升华为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积淀，最终让天平成为中华文明中公平、秩序与智慧的永恒符号。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天平便已成为正义与秩序的象征。雅典卫城的雕塑中，正义女神忒弥斯手持天平，双目蒙布，象征着司法裁决不受表象干扰，仅以事实为依据衡量是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灵魂的美德比作天平两端的砝码，唯有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达到平衡，城邦才能实现和谐。这种将精神价值与物理称量相类比的思维，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古罗马时期，天平从宗教象征走向世俗应用。庞贝古城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天平，其结构精密、刻度清晰，广泛用于商业交易与贵金属称量。《十二铜表法》中明确规定度量衡标准，市政广场设立公共天平，由市政官监督交易，确保市场公平。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将法律体系比作精密的天平，强调"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艺术"，这种观念为现代法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基督教艺术中，拜占庭镶嵌画描绘圣迈克尔天使长以天平称量灵魂，将希腊罗马的正义意象与宗教审判相结合，使天平成为跨越生死的永恒裁判者。
中世纪的欧洲，天平文化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博弈中不断演变。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上，常出现天使手持天平的图案，警示信徒善恶终有报；行会制度下，商人将天平纹章绣在旗帜上，作为商业诚信的标志。《罗兰之歌》等骑士文学中，英雄的抉择被比作在天平上权衡荣誉与忠诚，将称量概念融入道德叙事。13世纪《大宪章》的签署，更是以"大秤"为隐喻，强调国王权力与贵族权利的平衡，为现代契约精神埋下伏笔。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绘制的《维特鲁威人》旁，附有对天平力学原理的研究手稿，将艺术创作与科学探索相结合；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审判》中，用巨大的天平展现末日审判场景，人体的动态与天平的静态形成戏剧性张力。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将国家权力架构比作精密天平，通过权力制衡实现政治稳定。这些思想与艺术实践，使天平从宗教符号升华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隐喻，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对公平、法治与理性的追求。
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对此也是各有深刻的认识。
古埃及文明则将天平的象征意义推向宗教神坛。在《亡灵书》的记载里，逝者的心脏要与代表真理的羽毛一同置于天平之上，若心脏因罪恶而沉重下沉，便会被怪兽吞噬。这种将称量器具与灵魂审判相联结的观念，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对正义的理解。古希腊时期，正义女神忒弥斯手持天平的形象深入人心，天平成为司法精神具象化的图腾，与剑的威慑力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公平的基石。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便用石制砝码与木杆天平称量谷物与金属，楔形文字泥板详细记载着贸易中的称量规范，天平不仅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工具，更被赋予神圣色彩。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镌刻的浮雕中，太阳神沙马什端坐在天平状的宝座上，象征着法律的公正裁决；亚述帝国的壁画描绘战争场景时，常以天平平衡与否隐喻胜负命运，将称量概念融入对世界秩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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