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庚午，为了表彰司马昭的功绩，曹髦命他加号大都督，特许他奏事时无需称名，并赐予黄钺。癸酉日，又将太尉司马孚晋升为太傅。九月，司徒高柔被任命为太尉。到了冬天十月，司空郑冲升任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则被任命为司空。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让魏国的朝堂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各方势力也在暗中重新布局。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春，二月的寒风尚未退去，温县的井中又出现了青龙，祥瑞再次降临，给这个动荡的国家带来了一丝希望。但三月，司空卢毓却不幸去世，朝堂之上又添几分哀伤。
夏四月癸卯，曹髦得知玄菟郡高显县发生吏民反叛，县长郑熙惨遭杀害。百姓王简背负着郑熙的遗体，日夜兼程，长途跋涉将其送回本州。曹髦被王简的忠义之举所感动，下诏道：“王简的忠节令人敬佩，特任命他为忠义都尉，以此表彰他的非凡行为。”甲子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被任命为司空，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魏国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五月辛未，曹髦前往辟雍，召集群臣作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拖延，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他们的官职。曹髦却下诏说：“我虽才疏学浅，但喜爱文雅之事，广泛征集诗赋，是为了了解治国的得失。如今却出现这样的混乱，实在让我不安。这次就原谅和逌等人吧。主管此事的官员要告诫众人，从今往后，群臣都应当研习古代经典，弘扬文化，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五月乙亥，魏国朝堂突遭变故，刚刚被任命为司空的诸葛诞拒不接受征召，公然起兵反叛，还残忍地杀害了扬州刺史乐綝。消息如惊雷般传遍朝野，整个魏国都为之震动。一时间，人心惶惶，百姓们担忧战火蔓延，朝堂之上的大臣们也纷纷议论纷纷，不知这场叛乱将给魏国带来怎样的灾难。
丙子日，为了稳定淮南局势，安抚人心，曹髦下诏赦免那些被诸葛诞牵连的淮南将吏和百姓。他深知，这些人大多是被裹挟其中，并非真心反叛，此时的宽容或许能让他们重新回归朝廷的怀抱。
丁丑日，曹髦再次下诏，言辞中透着坚定与威严：“诸葛诞发动叛乱，搅得扬州动荡不安。昔日黥布反叛，汉高祖亲自率军征讨；隗嚣违抗命令，汉光武帝西征平叛；我朝烈祖明皇帝也曾亲征吴、蜀。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彰显朝廷的威严，震慑叛逆。如今，朕决定与皇太后暂时亲临战场，迅速平定贼寇，让东夏之地重归安宁。”这道诏书一下，魏国上下士气为之一振，众人都感受到了皇帝平叛的决心。
己卯日，曹髦又发布诏令：“诸葛诞叛乱，逼迫忠义之士就范。但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不畏强权，各率身边将士，奋力突围。他们的忠勇之举，令人敬佩，应当予以嘉奖。现晋升庞会为乡侯，封路蕃为亭侯。”这不仅是对庞会和路蕃的表彰，更是对所有忠诚于魏国的将士的激励，让他们知道，朝廷不会忘记他们的付出。
六月乙巳，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吴国的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作为吴国的重要将领，却突然率领部众，远投魏国。曹髦得知后，大喜过望，下诏道：“孙壹虽是敌国之人，却能深明大义，畏惧天命，看清祸福。他毅然率众来投，这种行为，即使是微子离开殷商、乐毅逃离燕国，也比不上。朕封他为侍中、车骑将军，授予假节之权，让他兼任交州牧，封为吴侯。允许他开府辟召，礼仪规格与三司相同，依照古代侯伯八命之礼，赐予他衮冕赤舄，一切待遇从优。”然而，对于这一封赏，臣松之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孙壹是因畏惧逼迫才归降，并无特别值得嘉奖之处。按照古义，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想要掩盖却更加彰显其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过于遵循旧典，只需根据他的才能给予适当赏赐，足以酬谢他来降的诚意即可。如今给予如此高的待遇，实在有些过头。从招揽人才、安定远方的角度来看，也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敌国的将领与本国并无嫌隙，看到这样的殊宠，可能会心生叛意；而如果是那些面临危险、不得不逃亡的人，他们只是为了保命，并不会贪图荣华富贵，那么给予高位厚禄又有何用呢？魏国初期的孟达、黄权，晋朝的孙秀、孙楷，孟达、黄权得到的爵赏比孙壹轻，孙秀、孙楷的礼仪秩禄却比孙壹更为优厚。等到吴国平定后，他们的地位却一降再降，这难道不是因为一开始的封赏就不恰当吗？
甲子日，曹髦见战事吃紧，下诏道：“如今朕的车驾驻扎在项地，大将军司马昭奉命代行天罚，进军淮浦。昔日相国大司马出征，都与尚书一同前往，如今也应如此。”于是，他命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与司马昭一同出征。这一安排，既体现了曹髦对此次平叛的重视，也显示出他对司马昭的信任，希望他们能齐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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