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姐把砚台递回给他，指尖轻轻点了点照片里的“李”字：“您看，这个‘李’字的刻法，和您砚台的‘陈’字，都是左窄右宽，刻痕的深度也差不多——像是同一个人的手法，或者说，是照着同一个样子刻的。”
老陈盯着照片，忽然想起父亲刻“陈”字时的场景。那年他刚考上美院，父亲把砚台递给她，手里拿着把小刻刀，说：“咱们陈家画画的，得有个标记。”他记得父亲刻字时，手指有些抖，刻完后反复摸了摸，说：“和你太爷爷刻的‘李’字，总算对上了。”当时他不懂，只觉得父亲啰嗦，现在想来，父亲说的“太爷爷”，或许就是李墨卿——战乱年代，家族迁徙，改姓换名也是常有的事。
“我能看看那方清代砚台的底部吗？”老陈问。周姐想了想，说：“展厅里的展柜不能打开，但修复室里有拓片，我可以带您去看。”
跟着周姐往修复室走时，老陈手里的砚台好像变沉了些。走廊的灯光落在砚池里，那汪水还没干，残荷的影子在水里轻轻晃着，像在跟他打招呼。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磨墨，说：“磨墨要慢，要让砚台慢慢吸墨，就像人慢慢记事儿。”当时他嫌慢，总爱用劲搓，父亲就敲他的手：“急什么？好画得等，好砚也得等。”
修复室在博物馆的后院，是间朝南的屋子，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排排架子上。周姐从抽屉里拿出张拓片，铺在桌子上：“这就是清代石砚底部的‘李’字拓片。”
老陈凑过去，拓片上的“李”字有些模糊，但笔画的走势和他砚台底部的“陈”字一模一样。他拿出自己的砚台，倒扣在拓片旁边，两个字并排放在一起，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兄弟。
“您看，”周姐指着拓片，“这个‘李’字的最后一笔，有个小小的弯钩，您的‘陈’字最后一笔，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弯钩——这不是巧合，是刻意模仿的。”
老陈的眼睛忽然湿了。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躺在床上，手里还攥着那本《砚谱》，说：“等你看到‘残荷双砚’，就知道你太爷爷的故事了。”当时他不懂，现在才明白，父亲说的“残荷双砚”，就是他手里的这方，和展柜里的那方清代石砚。
“其实这方清代石砚，刚送来的时候，砚池里有层厚厚的墨垢。”周姐忽然说，“我们清理的时候，发现墨垢下面，有圈淡淡的水痕，形状特别像片云。当时修复组的人都觉得奇怪，砚台埋在地下这么多年，怎么会有水痕？现在看您的砚台，我好像明白了——或许当年李墨卿磨墨时，也像您一样，先给砚台注满水，那圈水痕，是他留在砚台上的印记。”
老陈拿起拓片，轻轻贴在自己的砚台上。阳光透过拓片，把“李”字的影子投在砚台底部，和“陈”字的影子叠在一起，竟像是一个字。他忽然想起刚才在展厅里，晃了晃砚台，展柜里石砚的影子里漾开墨晕——或许不是光线的缘故，是那方砚台认出了它的“兄弟”，在跟它打招呼。
那天离开博物馆时，周姐把拓片送给了他。老陈把拓片夹在父亲的《砚谱》里，手里捧着砚台，走得很慢。街上的车水马龙好像离他很远，他满脑子都是父亲刻字的样子，李墨卿磨墨的样子，还有那两方砚台，在不同的时空里，盛着同样的水，刻着同样的字。
回到画室，老陈把砚台放在案头，又往池里注了些水。他拿出墨锭，轻轻磨了起来。墨锭与石面接触的声音，像细沙落在纸上，慢慢漫开。磨着磨着，他忽然发现，砚池里的水，慢慢变成了淡墨色，那半朵残荷的影子，在墨水里愈发清晰，像从百年前的时光里，慢慢浮了上来。
他抬头看向窗外，夕阳正落在对面的屋顶上，把天空染成了淡红色。他想起展厅里的清代石砚，此刻应该也沐浴在夕阳里，砚池里的水痕，或许还没干。
“太爷爷，父亲，我找到你们的砚台了。”老陈对着砚台轻声说。墨锭还在手里转着，砚池里的墨晕越来越大，像一圈圈年轮，把百年的时光，都圈在了这方小小的砚台里。
那天晚上，老陈画了一幅《残荷砚趣图》。画面上，两方砚台并排放在案头，池里都盛着水，水面上飘着半片荷叶，远处的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像在砚台之间，架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画完后，他在落款处写了一行字：“砚上春秋，一脉相承。”
后来，他把这幅画捐给了博物馆，挂在清代石砚的展柜旁边。常有游客站在画前，指着两方砚台问：“这两方砚台，是不是一对啊？”老陈每次去博物馆，听到这话，都会笑着点头：“是，它们是一对，分开了一百年，总算又见面了。”
有时他会站在展柜前，往自己的砚台里注些水，看着两汪水在不同的时空里轻轻晃着，像在说悄悄话。他知道，父亲和李墨卿的故事，没有结束，会跟着这两方砚台，一直传下去。就像砚池里的墨晕，一圈圈漫开，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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