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五。
沈浪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条缝，保卫科科长陈大山侧着身子挤进来，带进一股凛冽的寒气。
他搓着冻得通红的耳朵，厚棉帽子顶在手里，凑到沈浪那张宽大的旧办公桌前，声音压得低低的：“处长，汇报个情况。”
沈浪没抬头，目光仍落在摊开的《安全月度检查报告》上，并在重点处划了道重重的红杠。
他刚从车间巡查回来，棉袄的肩头还沾着几点没拍干净的灰白色铁屑。
“啥事？”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常年身处嘈杂环境里养成的穿透力。
陈大山又往前凑了半步，身体微微前倾，几乎要趴在桌沿上：“厂子西门、北门那块儿，最近几天，多了不少生面孔。推小车的，挎篮子的……都是些小商小贩！卖炸糕的、蒸年糕的，还有揣着点花生瓜子的……”
他语气急促，混杂着一丝对“麻烦”的本能警惕，“鬼鬼祟祟，打游击似的！瞅准咱们工人上下班或者中午休息那点空档，就围上来！这影响多不好？简直就是顶风作案！处长，您看……是不是按‘投机倒把’论处？抓几个典型，送局里去？杀杀这股歪风邪气？”
沈浪手里的笔停住了。他缓缓抬起头。陈大山立刻站直了些，对上那双眼睛。
“大山，咱们保卫处，管的是墙里头，”沈浪的目光重新落回报告上，铅笔在红杠旁边又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墙外头的事，归工商、归市管会、归公安局。明白吗？”
陈大山张了张嘴，脸上掠过一丝困惑和不解，但最终，那点困惑在对处长多年积威的本能服从下，迅速转化成了另一种更实际的担忧：“可是处长，这……这要是让上面知道了，说咱们保卫处眼皮子底下……”
“上面问起来，”沈浪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就四个字：管好厂里。”
他抬眼，再次看向陈大山，“围墙里头，一只耗子都不许有。围墙外头，天塌下来，有别人顶着。听清了？”
那目光里的压力沉甸甸地压下来。陈大山喉结滚动了一下，挺直腰板：“是！处长！管好厂里！”
“去吧。”沈浪摆摆手，重新埋首于那份报告。
门被轻轻带上。
办公室彻底安静下来，只有铁壶的嘶嘶声越来越响，最终变成尖利的哨音。
沈浪起身，拎起炉子上的铁壶，给自己搪瓷缸子里续上滚水。他望向厂区外的方向，静静沉思了片刻。
下班时间，穿着臃肿工装的人流汹涌地涌向几个大门。沈浪也随着人流，从正门汇入了这股灰蓝色的洪流。
一出厂门，那属于工厂的、铁锈与煤烟混合的浓重气味立刻被稀释、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复杂、更市井、也更隐秘的气息。
冰冷的空气里，顽强地纠缠着炸面食的油香、蒸年糕的甜糯，还有煤炉子燃烧不充分产生的呛人烟味。
沈浪熟门熟路地拐进厂区西边一条背阴的、堆满积雪和煤灰渣子的小胡同。
越往里走，人声反而渐渐汇聚起来，形成一种嗡嗡的低语，像冬日里冻僵的蜂群在艰难地复苏。
这里便是“黑市”的一个小据点，藏匿在废弃仓库和居民院墙形成的狭窄夹角里。
光线晦暗，雪地被无数双脚踩踏得泥泞不堪。
小贩们大多瑟缩着脖子，眼神警惕地四处逡巡，有人推着吱呀作响的破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简陋的木箱；有人干脆在地上铺块脏兮兮的塑料布，把几包瓜子、一小堆蔫巴的水果或几块油乎乎的炸糕摆上去。
买卖双方都压着嗓子，动作飞快，交易完成立刻散开，如同惊弓之鸟。
只有一处，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漾开了截然不同的涟漪。
角落一个背风的位置，摊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深色补丁、洗得看不出原色的旧棉袄。
他面前没有塑料布，而是用几块大小不一的木板，在冻硬的地面上搭起了一个齐腰高的简易台子。
台子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十来件衣服。有厚实的劳动布工装裤，有几种花色的确良衬衫，还有几件看起来挺括的深色棉袄外套。最显眼的，是两件大红色的女式罩衫，红得像两团跳动的火苗，格外扎眼。
他一点不像其他摊贩那样缩头缩脑。人高马大，骨架宽阔，脸上冻得发红，一双眼睛却亮得出奇，透着股用不完的劲头。
他声音洪亮，带着一种能穿透喧嚣的穿透力，却又恰到好处地控制着音量，不至于引来远处可能存在的“红袖章”。
“大姐！您眼光是这个！”朱强对着一位围着厚头巾、犹豫不决的中年女工，竖起大拇指，另一只手利落地抖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外套，内衬朝外，“您上手摸摸！里子！正经的新棉花！厚实！压风！这料子，灯芯绒的！耐磨！您看看这走线，这针脚！国营大厂出来的也就这样了！”
他动作麻利得像表演，手指在布料上飞快地划过，展示着所谓的“厚实”和“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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