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挤在老院里抢最后一块红烧肉的十兄妹，如今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各自飘落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在属于自己的屋檐下生了根、发了芽。
唯有老八我和小九还单着，只是小九在开发区的电子厂安了单人宿舍，而我成了娘唯一能遮风挡雨的屋檐。
“老八，你看你三姐送来的玉米面，够咱娘俩喝半个月糊糊了。” 娘坐在小马扎上，布满皱纹的手用蓝布帕子仔细包着杂粮，那褶皱里的光阴仿佛也随着她的动作簌簌掉落。
她鬓角的白发又密了些，像落了一层薄雪，去年在老三家不小心摔的那跤，让她右腿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走路时总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我蹲在地上给煤炉添煤，黑色的煤块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火星子调皮地溅在手背上，烫出细密的疼 —— 这疼就像这四年搬过的四次家，每一次迁徙都在生活的画卷上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成为难以磨灭的记忆。
头一年租在城南的刘家院，那是个充满古韵的地方，青砖瓦房带着个小巧的院子，墙根的月季开得泼泼洒洒，红的、粉的，像一幅绚烂的油画。
刘大爷总在傍晚时分，拎着他那把锃亮的紫砂壶，悠闲地坐在石凳上，看着我和娘把晾晒的被褥收进东厢房。“姑娘家在外不容易啊，” 他总是这样念叨，指甲缝里嵌着常年侍弄花草留下的泥渍，那是岁月的痕迹，“有啥难处就跟大爷吱声，别自己扛着。”
那时我在一家运输公司锅炉房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娘闲着没事就帮刘大娘择菜，两个老人一边择菜一边唠家常，笑声常常飘出院子。两家的饭香也仿佛有了默契，常常混在一起，弥漫在整个小院里，让人感受到一丝家的温暖。
好景不长，春天悄然而至，刘大爷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说是要把这充满回忆的院子改造成民宿，迎接八方来客。
搬家那天，天空刮着呼呼的大风，仿佛也在为我们送行。我骑着借单位的脚蹬三轮车，娘紧紧扶着门框，迟迟不肯离开，她望着那株自己亲手浇水的月季，喃喃地说：“你看，这花苞才刚打出来，多好看啊。”
我强忍着泪水，咬着牙把最后一个沉重的纸箱扛上三轮车，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回头望去，只见刘大娘匆匆赶来，塞给娘一兜刚从地里摘的香椿芽，“拿着吧，老姐妹，往后想吃了就回来看看。” 三轮车缓缓前行，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 “咯吱咯吱” 的声音，这声音像极了娘悄悄抹泪时的抽噎声，在我耳边久久回荡。
后来有一次路过那片街区，远远看见刘家院的门头挂起了红灯笼，曾经晾晒我们被褥的绳子上，如今飘着印着卡通图案的游客毛巾，一切都变了，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温馨。
第二次租的是顶楼的阁楼，属于杨阿姨家的房子。三十平米的空间被斜顶切割得十分局促，夏天热得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让人喘不过气；冬天则寒风刺骨，风从墙缝里钻进来，裹着沙尘在空气里打着旋，发出呜呜的声响。
娘总是心疼我，说她不怕热，把唯一的电风扇使劲往我这边挪，自己则摇着一把旧蒲扇，在窗边打盹。她的影子落在斑驳的石灰墙上，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旧报纸，看着就让人心疼。
杨阿姨是个非常精细的人，每个月月初都会准时来收房租，而且每次来都要拿着手电筒，仔细地照照墙角有没有霉斑，仿佛在检查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有一次下暴雨，屋顶漏了水，娘一夜没睡，用家里所有的脸盆接水，叮叮当当的声音响了半宿。第二天杨阿姨来看了，直咂嘴说：“这房子确实太老了，我儿子说要把这栋楼拆了重盖呢。”
她说者无意，可我听在耳里却心惊肉跳。我蹲在漏水的地方擦地，看着墙皮被水泡得层层剥落，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砖，这情景就像我们的生活，表面上看似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可实际上处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缝隙，随时可能被现实击垮。
搬到崔家巷时，娘的腿疾更加严重了。那是个没有电梯的老单元楼，三层的台阶对于娘来说，成了难以逾越的难关。
我特意买了个折叠凳放在楼梯间，让她走几步就歇一歇，而我自己则一趟趟地扛着沉重的米面油往上爬，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
崔叔是个退休教师，为人十分和善，见我每次搬东西都那么吃力，便亲手帮我做了个简易的拉货小车，还笑着对我说：“姑娘，日子就像这台阶，虽然难爬，但慢慢爬，总能爬到头的。”
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房东的电话还是来了。崔叔的女儿要结婚了，这房子得腾出来给女儿做婚房。
挂了电话的那天，我心情低落，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瓶冰可乐，然后蹲在台阶上默默地喝着。看着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仿佛连影子都在为我们的遭遇而叹息。
这时，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从身边经过，车里的孩子正开心地啃着棒棒糖，糖汁滴在崭新的婴儿服上，显得那么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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