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的夏天像个巨大的蒸笼，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连蝉鸣都透着股无力感。
可锅炉房的警报声却格外刺耳，我攥着对讲机的手心全是汗，对讲机里传来值班员带着哭腔的声音：“王站长！地下井室的蒸汽管道泄水管爆了！井盖都在冒白烟！”
赶到现场时，井口蒸腾的热浪像只滚烫的手，隔着三米远都能感受到灼人的温度。刺鼻的铁锈味混着蒸汽扑面而来，井口周围的水泥地已经被腐蚀得坑坑洼洼。
我趴在地上查看，只见浓密的白雾从井盖缝隙里喷涌而出，在三十多度的高温天里，竟凝结出细密的水珠。
“必须立刻抢修！” 我拨通设备部高树青部长的电话时，声音不自觉地拔高。电话那头传来翻图纸的沙沙声：“泄水管埋深五米，直接维修根本没法靠近......”
短暂的沉默后，高部长突然说：“冷库还有两吨备用冰，用冰把井室温度降下来，再配合送风机换气，你觉得可行吗？”
这个大胆的方案让我心脏猛地一跳。往井室倒冰意味着要赌冰块融化速度，送风机稍有延迟，我就可能被蒸汽烫伤。但看着不断渗出的高温水汽，我咬咬牙：“我来！”
吊车轰鸣着将冰块倾倒入井，白色的碎冰与蒸腾的热气碰撞，发出 “噼里啪啦” 的炸裂声。送风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我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背着一种责任，顺着湿滑的铁梯往下爬。
每下降一米，温度就低几分，可混合着铁锈味的蒸汽依然像根钢针，直往鼻腔里钻。
当脚终于踩到井底时，我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糟。融化的冰水在地面积成浅滩，泄水管像条受伤的巨蟒，破口处喷出的蒸汽将周围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中。
我刚举起电焊枪，防护面罩的玻璃瞬间蒙上一层水雾，眼前只剩白茫茫的一片。
“不行！得换个办法！” 我扯下面罩大口喘气，湿热的空气灌进肺里，烫得喉咙发疼。
突然想起工具箱里的墨镜，我一把抓出来戴上，又把电焊面罩斜扣在额前 —— 这样既能挡住弧光，又能留出观察的缝隙。
第一根焊条点燃的瞬间，火星溅在防护服上发出 “滋滋” 的声响。井底空间密闭，电焊产生的浓烟与蒸汽混合，呛得我眼泪直流。
每焊接十厘米，就得停下擦拭镜片上的水雾。十分钟后，胸闷像块巨石压在胸口，我踉跄着爬上地面，瘫坐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新鲜空气。
“王站长，还能坚持吗？” 高部长递来的矿泉水瓶在我手里结满水珠。我望着井口不断涌出的白雾，想起生产线上等着解冻的鱼货，想起环保组三天后的检查，把剩下半瓶水浇在头上：“再来！”
第三次下井时，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防毒面具里的呼吸阀发出沉重的嘶鸣，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拉动生锈的风箱。焊条的火星落在积水里，溅起细小的水花。
突然，泄水管的裂缝处喷出一股高温蒸汽，我本能地往后一躲，肩膀还是被烫出一片红肿。
“还有最后二十厘米！” 我对着对地面上喊道，声音在密闭的井室里嗡嗡作响。汗水顺着睫毛滴进眼睛，火辣辣的刺痛反而让我更加清醒。当最后一个焊点完成时，我几乎是爬着回到地面，瘫倒在围观人群中间。
“强是了！” 围观的红岛工人操着浓重的方言，纷纷竖起大拇指。有人递来冰镇啤酒，有人帮忙收拾工具。
我望着重新恢复平静的井口，防护服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心里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畅快 —— 这场与高温、与时间的较量，我们赢了。
凌晨三点的锅炉房像座钢铁巨兽，暗红色的仪表指示灯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我握着扳手的手被烫得发疼，蒸汽管道又发出刺耳的嘶鸣，阀门接口处正渗出细小的水珠。
这种情况在全年无休的供暖季里司空见惯，可今天格外棘手 —— 压力表指针已经超过红线，必须立刻抢修。
“叮 ——” 手机在铁皮工具箱上震得发颤，屏幕亮起的瞬间，妻子的名字刺得我眼眶发酸。
昨天视频时她蜷在藤椅里，浮肿的手腕几乎套不进护具，说话时牙齿直打颤：“最近变天，膝盖疼得下不了床......”
我刚要开口，对讲机突然炸响主管的怒吼：“2 号锅炉压力异常！五分钟内必须到场！” 画面在剧烈晃动中变成黑屏，我攥着手机的掌心全是冷汗。
工资从一千八涨到三千六那天，妻子把存折摊在餐桌上，老花镜滑到鼻尖。“这月医药费又涨了，雇保姆的钱得先付，孩子的学杂费......” 她絮絮叨叨地算着，台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摇摇欲坠的芦苇。
窗外的月光洒在她新添的白发上，我突然想起刚结婚时，她乌黑的长发能垂到腰际，在海风里飘得像面旗子。
大哥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灵堂的白灯笼在风里转得人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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