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书记常说："老孙这股子认真劲，是刻在骨子里的。" 那时候厂里的煤球是专门为公司旗下的小区供暖型煤炉设计的，为了降低成本，杨书记决定让他们直接到煤矿的煤场去加工。
每天天不亮，老孙就跟着卡车出发，颠簸三个多小时才能到煤矿。煤场里的风，带着一股浓烈的硫磺味，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疼。
他们就在露天的场地上作业，夏天顶着能把人烤化的烈日，冬天迎着能把耳朵冻掉的寒风。
最让人头疼的是运输问题。加工好的煤球装在卡车里，经过一路颠簸，到厂里总有不少会破碎。那些碎掉的煤块，像是一颗颗散落在地上的黑色泪珠，让人看了心疼。
有一次，老孙跟着车回来，发现整车煤球碎了将近一半，他急得直跺脚，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就在工棚里琢磨，最后找来一些旧棉絮，垫在煤球中间，第二天再运输时，破碎率果然降了不少。
可即便是这样，煤球生产还是没能坚持下去。随着环保政策越来越严，那种冒黑烟的型煤炉逐渐被淘汰，厂里不得不转产上了颗粒加工项目。
转型那阵子，厂里乱成了一锅粥，机器设备要换，生产工艺要学，不少老工人都打了退堂鼓。可老孙留了下来，他说："在哪儿干都是干，只要肯学，没有学不会的。"
他真的说到做到。颗粒加工需要掌握温度、湿度等一系列精细的参数，对于一个常年和粗笨煤球打交道的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
那段时间，老孙像个小学生一样，整天跟在技术员身后，手里拿着个皱巴巴的本子，不停地记着什么。机器运行时发出的嗡嗡声，在他听来像是美妙的音乐，他能从声音的细微变化中，判断出设备是否正常。
有时候半夜里，他还会跑到厂里，盯着那些运转的机器发呆，仿佛能和它们对话一般。
老孙的生活，也在这段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个光棍，在厂里住了好几年的集体宿舍。一起干活的老王看他实在，就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了他。
那时候老王的表妹丈夫刚因车祸去世，带着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就想找个可靠的男人入赘，帮着拉扯孩子。
第一次去女方家的时候，老孙特意买了件新衬衫，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女方家在离厂不远的蓝家村，是个典型的农家小院。
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青涩的果子。女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低着头不停地搓着衣角，两个孩子躲在她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老孙没说什么漂亮话，只是默默地帮着把院子里堆积的柴火劈了，又把漏雨的屋顶修好了。
临走的时候，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给那个女人说："我没什么大本事，但我保证会好好干活，把孩子养大。" 就这样，老孙在蓝家村安了家。
从那以后，老孙像是变了个人。以前他总是独来独往，现在每天下班，都会急匆匆地往家赶，他说家里有人等着。
他的饭缸里，也开始出现以前从未有过的荤腥，那是妻子给他准备的。有时候厂里加班晚了，他妻子会带着孩子来送晚饭，远远地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那是家的味道。
可生活的重担，也让老孙变得越来越沉默。两个孩子要上学，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他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干活。
有一次，他在操作机器时不小心被划伤了手，鲜血直流，可他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又继续干活。我劝他休息几天，他摇摇头说："没事，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耽误了生产可就麻烦了。"
看着老孙那只缠着纱布的手，我突然明白，生活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只有拼尽全力，才能保证它正常运行。
而支撑着我们咬牙坚持的，往往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而是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和责任。
厂里的领导，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杨书记是个和蔼的老头，总喜欢在车间里转悠，看见谁累了，就递上一根烟，聊几句家常。
宋书记则是个急性子，说话办事风风火火，那段时间厂里的生产效率倒是提高了不少，可也得罪了不少人。
朱广军是个技术出身的领导，整天对着那些机器设备研究个不停，他主导上了颗粒加工项目，为厂里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段良厂长来了之后，搞了一系列改革，虽然有些措施不太接地气，但也让厂里的管理规范了不少。
孙厂长则是个注重人技术的人，遗憾的是好吃“亏空”，闹得厂里的气氛在他任职期间一点不融洽，可生产上却没什么起色。
我是第六任厂长，刚来的时候，心里其实挺没底的。看着那些比我资历老的工人，看着那些运转了多年的机器，总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我想起老书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管理一个厂，就像种一亩地，你得用心去琢磨，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除草，只有摸透了它的脾气，才能有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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