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传达室的白炽灯总在夜里十点准时亮起，像一只永不疲倦的眼睛。
我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杯底那个豁口蹭着桌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某种无言的抗议。
这缸子跟了我二十年，杯身上"先进生产者"的红字已经褪成了淡粉色，就像我那些被岁月冲淡的梦想。
窗外的白杨叶被秋风吹得沙沙响，像无数支笔尖在纸上划过。
这声音总能让我想起年轻时写的那些诗，它们现在被锁在铁皮柜最底层，压着厚厚的考勤表和领料单。铁皮柜的钥匙我随身带着，连妻子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有时候我会想，那把钥匙守护的不仅是一叠发黄的纸页，更是我从未示人的另一张面孔。
"王厂长，又加班啊？"巡逻的保安老徐隔着窗户喊，手里的电筒光柱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桌上的稿纸。
我条件反射般用文件夹盖住，嘿嘿笑着摆手："瞎琢磨点东西，不算加班。"文件夹下露出半截诗句："钢铁的牙齿啃噬着黑夜"。
老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橡胶鞋底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吱呀声，像老唱片机的唱针划过黑胶唱片。
我重新摊开那张从考勤本上撕下的纸，钢笔尖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车间的机器还在轰鸣，像头不知疲倦的巨兽，震得窗玻璃嗡嗡发颤，把那些涌到嘴边的诗句都震散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劣质茶叶的苦涩在舌尖蔓延，与机油特有的金属腥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我熟悉的夜晚气息。
妻子刚进养老院那年，我在车间值了三个月夜班。白天去养老院给她擦身喂饭，晚上回厂里盯着流水线，实在熬不住了就趴在机器旁打个盹。
有次被主管撞见，他拍着我肩膀说："老王啊，你这是把厂当家了。"我当时没吭声，心里却清楚，厂是能让我暂时忘了家里事的地方，机器的轰鸣声比养老院的消毒水味更让人踏实。
养老院的走廊太长，脚步声回荡起来像定时炸弹的倒计时，而工厂的噪音至少是活生生的，带着热气与汗味。
我低头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想起二十年前刚进厂时的样子。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穿着崭新的工装，口袋里揣着本《海子诗选》。
下班后躲在更衣室里写诗，被工友们发现后笑了好一阵。"王诗人"的外号就这么跟了我半辈子。
他们不知道，每次被这样称呼时，我心脏都会紧缩一下，像被老虎钳夹住的水管。
"第八代设备下个月就到。"生产科的逄经理下午开会时说。我盯着会议室墙上的生产进度表，脑子里却想着车间角落那台第一代颗粒机。
它现在像个退休的老人，安静地蹲在那里，身上落满了灰。我写过十几首关于它的诗，其中一首还登在了厂报上，虽然被编辑删改得面目全非。
记得那天全厂人都传阅着那张报纸，工段长拍着我的背说："没想到咱们厂还藏着个文化人。"他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拍得我后背火辣辣地疼。
女儿上了大学，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些，我总算能在夜里挤出点时间。
第一首诗写在领料单的背面，是关于那台颗粒机的："钢铁的牙齿啃噬着黑夜/每道刻痕里都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
写完读了三遍，眼眶突然热了——这台颗粒机，还是我进厂那年安装的，如今市场上已经出现第八代设备了。
它的齿轮间卡着二十年的棉絮与尘埃，每一道划痕都记录着某个工人的失误或疲惫。有时候我会把耳朵贴在它温热的机身上，听里面齿轮咬合的声音，像在听一个老朋友的絮语。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厂区的路灯在秋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像一个个漂浮的梦境。远处，夜班工人三三两两走向宿舍，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行行没有标点的诗。
更远处，城市的霓虹灯在雾中模糊成一片彩色光晕，像是另一个世界。我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一片雾，用手指在上面写了个"诗"字，又迅速擦掉。
回到桌前，我继续写道："齿轮咬合着时光/润滑油里浸泡着/半生沉默"。
钢笔突然漏墨，一滴蓝黑色的泪渍在纸上洇开，像极了妻子确诊那天，我在医院走廊上看到的窗外那团乌云。
那天我蹲在楼梯间抽了半包烟，烟灰缸里堆满的烟蒂像一个个小小的墓碑。回到病房时，妻子已经睡着了，床头柜上的苹果切片氧化成了褐色，像一块块生锈的金属。
铁皮柜最底层有个饼干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我这些年写的诗。有些写在烟盒背面，有些写在报废的生产单上。
去年厂里搞改革，要求清理个人物品时，我死死抱着那个盒子，像护着最后一块阵地。厂长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也许在他眼里，我这个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年的副厂长，有权利保留一点无伤大雅的怪癖。
机器声突然停了，夜班班长在广播里喊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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