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脑海里翻腾着各种画面：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拆线会不会疼？医生会怎么说？他会是什么表情？窗外是零星的鞭炮声，年的味道越来越浓，却无法驱散我心头的紧张和一丝卑微的期盼。
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就再也躺不住了。仔细地洗漱，换上一身干净暖和的衣服，围巾依旧裹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样就能藏起所有的忐忑不安。出门前，对着镜子看了又看，镜中的人眼底带着淡淡的青影，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里却有了些微的光。
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就站在了医院耳鼻喉科候诊区走廊的尽头。这里相对僻静，人来人往不多。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消毒水味道，冰冷而肃穆。我像个等待宣判的囚徒，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目光死死地盯着电梯口的方向。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巾的流苏，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律地跳动着，每一次电梯到达的“叮咚”声，都让我浑身一紧，随即又失望地松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候诊区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低语声，护士叫号的声音……嘈杂的环境反而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些。我把自己缩在角落的阴影里，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终于，在距离十点还有一刻钟的时候，电梯门再次打开。
我的心跳骤然停止！
张云雷先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款羽绒服，身形挺拔，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眉头习惯性地微微蹙着，带着一种沉静的压迫感。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候诊区，像是在确认环境。紧接着，孟鹤堂也走了出来，他穿着驼色的羊绒大衣，手里拿着病历袋和一些单据，神情看起来轻松一些，边走边低声对张云雷说着什么。
而最后走出来的那个人——
我的呼吸瞬间屏住！眼睛一眨不眨地死死盯住！
是杨九郎！
他穿着一件看起来就很柔软的烟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件深蓝色的羽绒马甲，整个人裹得有些严实，却依旧显得清瘦。头发似乎长长了一些，柔顺地贴在额角。脸上没什么血色，带着大病初愈后特有的苍白和一丝挥之不去的倦怠。最让人揪心的是他的神情——眉头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紧绷的直线，下颌的线条也有些僵硬，整个人透着一股显而易见的紧张和……脆弱。他微微低着头，视线落在脚下光滑的地砖上，一只手无意识地按在自己的脖颈处，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就那样安静地跟在张云雷和孟鹤堂身后，像一个需要被小心保护的易碎品。没有往日的爽朗笑容，没有温和的调侃，甚至连眼神都显得有些空洞和游离。那刻意维持的沉默，像一层无形的屏障，将他与这个喧闹的世界隔绝开来。
三个多月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隔着不到十米的距离，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巨大的酸楚瞬间冲垮了堤坝，汹涌地漫上眼眶。视线瞬间变得模糊，我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哽咽声泄露出来。他瘦了，憔悴了，那副强撑着的、带着紧张和脆弱的样子，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的心。那些在书房里翻涌而上的悔恨、自责和无法言说的心疼，此刻如同决堤的洪水，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下意识地往前挪了一小步，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冲破这无形的距离。张云雷敏锐的目光瞬间扫了过来！那目光如同实质，带着审视、警告，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他看到了我！并且，那眼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许过去！不许打扰！
我僵在原地，像被施了定身咒。脚步沉重得如同灌了铅，再也无法向前挪动半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三人走向诊室门口的长椅。张云雷低声对杨九郎说了句什么，指了指长椅。杨九郎顺从地坐下，依旧低着头，放在脖颈处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张云雷就站在他旁边，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孟鹤堂则拿着单据走向护士站。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的目光贪婪地、却又小心翼翼地流连在杨九郎身上。他坐在那里，背脊挺得笔直，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僵硬感。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斜地照射进来，在他苍白的侧脸上投下一小片光影，映照出他眼睑下淡淡的青影和紧抿的唇角。他放在膝盖上的另一只手，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摩挲着裤缝，透露出内心的焦灼不安。
他一定很紧张。拆线，复诊，结果……每一个环节都关乎他赖以生存的嗓音，关乎他视为生命的舞台。
看着他这副样子，我的心疼得无以复加。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抓住他的手，告诉他别怕，结果一定会好的！告诉他我都知道了！告诉他……告诉他我有多后悔！
可是……我不能。张云雷那警告的眼神如同芒刺在背。我只能像个可耻的偷窥者，躲在角落的阴影里，默默承受着这份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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