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一役，如同在淆城与巩镇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尽管双方依旧戒备，高层之间却开启了一种极其谨慎而务实的互动模式。
通过秘密的信使和心腹军官，池越和秦晔开始了有限的信息共享和物资交换。
池越用淆城的煤炭、军火、药品、棉花，通过秦晔控制的铁路线，来换取上海、天津流出的五金、钢材。
甚至是一些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机床零件，用以扩充他的兵工厂。
秦晔则用税收所得的大洋和药品，换取池越提供的部分粮食和就地生产的弹药，以缓解补给压力。
这并非盟友间的无私援助，而是两个精明统治者基于利益的商业合作，心照不宣，各取所需。
但在这种冰冷的交易背后，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正在滋生。
他们都明白，对方是这片混乱土地上，唯一能理解自己处境和压力的“同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金陵的老爷们，并未忘记这两颗游离在外的棋子。
金陵方面先是派来了“点验大员”，要核实秦晔团的编制员额，意图将其缩编甚至并入其他嫡系部队。
秦晔据理力争，展示战功，强调巩镇位置之重要。
甚至不惜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最终才勉强保住了番号，争取到了一些聊胜于无的补给。
但代价是接受了上面派来的几名“参谋”，自主权受到了极大限制。
几乎同时，上面也派了人来“整编”池越的“独立旅”，要求其率部移防，接受“正规化”整训。
池越的手段则更为直接粗暴。
他大摆筵席，重金贿赂来使，同时暗中调动部队，搞了一场“实战演习”，展示肌肉，暗示强行整编必鱼死网破。
软硬兼施之下，总算让对方悻悻而归，暂时保住了独立性。
时间悄然步入了夏国二十年（1931年）。
淆城与巩镇，在池越和秦晔的苦心经营下，暂时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和难得的发展期。
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被一声来自关外的惊天霹雳彻底粉碎。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悍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消息如同致命的寒潮，瞬间席卷了整个夏国。
关外的枪炮声，如同投入死寂潭水的巨石，在整片国土上激起了惊涛骇浪。
也让华北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恐慌之中。
尽管金陵方面仍存幻想着“和平解决”，但日本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华北局势急转直下，风声鹤唳，大战一触即发。
在淆城，池越听到消息的瞬间，猛地拍裂了一张桌子！
他的愤怒中，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冰冷预感。
奉军主力入关后东北防务空虚，必遭日寇觊觎。
日本人的刀，已经切实地架到了整个民族的脖子上。
他立刻下令：“全军集合！取消一切休假！侦察兵放出百里，严密监视所有通往关内的要道，尤其是可能出现的日军动向！”
他的反应迅猛而暴烈，是基于最坏打算的临战准备。
金陵政府的软弱无耻让人愤怒，东北军的“不抵抗”更让他鄙夷，要守住脚下这块土地，只能靠自己。
在巩镇，秦晔拿到电文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指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寒和失望。
他出身军校，曾深信“民族、民权、民生”，曾相信政府和国家的力量。
然而，现实像一把冰锥，狠狠刺穿了他的信仰。
“为什么？……几十万大军……就这么……放弃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无法理解的痛苦和一种被彻底背叛的心寒。
最高层的决策（或者说“不决策”），让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荒谬。
他看得懂日本的野心，却看不懂自己政府的懦弱和短视。
这种信念的动摇带来的痛苦，远比一场败仗更甚。
他为之效忠、为之奋斗的体系，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竟然表现得如此懦弱，不堪一击，甚至……如此冷漠。
他猛地站起身，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决绝，仿佛挣脱了某种无形的枷锁。
巨大的失望并没有让他崩溃。
一种更加强烈的、基于军人本能和民族气节的责任感汹涌而上，填补了信仰崩塌后的空白。
“命令！”他的声音冷冽如冰，“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即刻起，我部防区实行宵禁，所有进出人员严格盘查！
电令黑石岭前沿阵地，加倍警惕！所有军官，到我这里开会！”
他知道，指望不上上级了，甚至可能等不到任何像样的命令。
没有来自金陵的明确命令。
只有混乱、恐慌和“不抵抗”的噩耗不断传来。
面对如此巨变，池越和秦晔不约而同地做出了选择。
内部那点摩擦和算计，在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下，显得无比可笑和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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