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落落大方地坐下，伸出手：“我叫爱丽丝，很高兴认识你。你是中国人？”
“是的，我叫楚明。”楚明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柔软。
“楚明，”爱丽丝念着他的名字，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你来自中国，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你怎么会来伦敦？”
“我在苏格兰场受训，”楚明解释道，“我是一名侦探。”
“侦探？”爱丽丝的眼睛亮了起来，“哇，那太酷了！就像福尔摩斯一样？”
楚明忍不住笑了笑：“差不多吧，但我还差得远。”
两人聊了起来，楚明发现爱丽丝是一个很健谈的女孩，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她问了楚明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楚明也耐心地给她讲解。在与爱丽丝的交谈中，楚明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和温暖，仿佛暂时忘记了白天的疲惫和偏见。
“楚明，你真的很有趣，”爱丽丝笑着说，“和我以前遇到的那些男人都不一样。”
楚明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一些，他看着爱丽丝美丽的眼睛，鼓起勇气问道：“爱丽丝，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看一场电影。”
爱丽丝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对不起，楚明，我……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楚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感到一阵失落，但还是勉强笑了笑：“没关系，是我唐突了。”
“不过，我们可以做朋友，”爱丽丝似乎看出了他的失落，连忙说道，“我很高兴认识你，楚明。”
“嗯，朋友。”楚明点了点头，心中却有些不是滋味。这算是他在伦敦的第一次“约会”，没想到这么快就以失败告终。
——
伦敦的雾霭像浸透了墨汁的棉絮，将白教堂区的陋巷裹得密不透风。楚明踩着黏腻的石板路，皮靴底蹭过墙角暗绿色的苔藓，发出沙沙的声响。街边排水沟里漂浮着烂菜叶和包装袋，几只瘦骨嶙峋的流浪猫在垃圾堆里扒拉着，偶尔抬起浑浊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这个东方面孔的侦探。
“一先令能买三个面包，可上个月我连买面包的钱都凑不齐。”站在警戒线外的老鸨玛格丽特裹紧了褪色的披肩，牙齿在寒风中咯咯作响，“玛莉昨晚还跟我借了两便士买暖炉用的煤油，她说接完这个客人就能还我……”
楚明拿出笔记本，指尖冻得有些僵硬——一英镑等于 20 先令，一先令等于 12 便士。像玛莉这样在白教堂区讨生活的妓女，接一次客通常只能赚到 10 到 15 便士，运气好遇到出手大方的水手，或许能拿到半克朗（2 先令 6 便士）。而一间没有暖气的单人出租屋，每周租金就要 1 英镑，这意味着玛莉需要接至少 16 个客人才能勉强支付房租，更别提食物、衣物和应付警察的“保护费”。
“她有固定的客人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楚明问道，目光扫过巷口挂着的“廉价住宿”招牌，那上面写着“床位每晚 6 便士，自带铺盖 4 便士”。
玛格丽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特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最近有个戴礼帽的先生常来找她，出手挺阔绰，每次都给一先令。不过他总是戴着墨镜，就算在屋里也不肯摘下来。”
一先令的嫖资，相当于普通客人的两倍。楚明想起在案发现场闻到的淡淡消毒水味，与玛莉指甲缝里的东方香料粉末形成诡异的对比。他顺着玛格丽特指的方向，走进一家名为“黑猫”的廉价酒吧。吧台后面的铜制啤酒泵上布满了铜绿，几个穿着工装的码头工人正在豪饮，他们面前的木桌上放着一盘炸鱼薯条，这是伦敦底层最常见的食物，一份只要 3 便士。
“看见那个戴礼帽的家伙了吗？”楚明将一枚 6 便士的硬币放在吧台上，对酒保使了个眼色。
酒保熟练地收下硬币，朝角落努了努嘴：“威尔金森先生？他是附近一家诊所的医生，不过最近好像丢了工作。”
楚明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角落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礼帽压得很低，正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楚明走过去，刚想开口，男人突然站起身，撞翻了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酒吧。
“站住！”楚明立刻追了出去，但男人钻进浓雾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楚明喘着气，停在一家当铺门口，橱窗里陈列着破旧的怀表、银质餐具和几件女式首饰，标价从 10 便士到半英镑不等。他想起玛莉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枚仿造的珍珠胸针，当铺老板说最多只能当 6 便士。
这就是伦敦底层女人的命运。她们用身体换取微薄的收入，住在连暖气都没有的出租屋里，吃着最便宜的炸鱼薯条，还要时刻提防着嫖客的暴力和疾病的侵袭。据苏格兰场的统计，1930 年伦敦东区的妓女平均寿命只有 35 岁，大多数人死于肺炎、梅毒或暴力伤害。她们像路边的野草，无人关心，无人在意，悄无声息地枯萎、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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