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孝哀皇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丁巳年）
春天正月，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被册立为广平王。
正月里的癸卯日，皇帝祖母（帝太太后）所居住的桂宫正殿突发火灾。
汉哀帝派使者去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可平当病得很重，没有应召。家里人就劝他：“你就不能强撑着起来接受侯印，为子孙后代着想嘛？”平当却说：“我身居高位，早就担心自己白拿俸禄没干实事。要是起来接受侯印，回去就躺着死了，那我罪过可就更大了。我现在不起来接受，才是为子孙好呢！”于是就上书请求退休，皇帝没答应。到了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了。
这段时间，河鼓星附近出现了彗星。
夏天四月丁酉日，王嘉当上了丞相，河南太守王崇担任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觉得当时的政策又严又急，各郡国的太守、国相频繁变动，就给皇帝上奏章说：“我听说圣明君王的功绩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孔子都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世代传承册立诸侯，是希望他们能效仿贤德。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贤德，但天子会为他们挑选臣子、任命卿来辅佐。诸侯在自己的封国，世代受到尊重，这样百姓才会归附。于是教化得以推行，治理也能取得成效。现在的郡守权力可比古代诸侯还大，以前选拔贤才，好人才太难得了，有时候就只能提拔那些能用的人，有些甚至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的。以前魏尚因为犯了事被关押，汉文帝听了冯唐的话，就派人拿着符节赦免了他的罪，还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都忌惮他。汉武帝从囚犯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内史，让皇室内部得以安宁。张敞担任京兆尹时，犯了罪本该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就故意冒犯他，张敞就把那小吏抓起来杀了，小吏家人喊冤，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杀人，皇上没下令逮捕他，正好赶上赦免；张敞逃亡了十几天，汉宣帝又征召他，任命为冀州刺史，最终发挥了他的作用。前代君王不是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好处。汉文帝的时候，有些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到老，子孙都在那儿长大，甚至用官职作为姓氏，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员的后代；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心做官，乐于履职，上下一心，没人有敷衍了事的想法。后来情况慢慢变了，公卿以下官员相互催促，政事频繁更改，司隶和部刺史弹劾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爱揭发别人隐私，有的官员上任才几个月就被调走，送旧官、迎新官的人在道路上交错。中等才能的官员只求保住自己的位置，才能差的官员心里害怕，只顾自己，一心为自己谋私利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二千石的官员越来越被轻视，官吏和百姓都不把他们当回事，有的人抓住他们一点小过错，就添油加醋弄成大罪，向刺史、司隶告状，或者直接上书告发。老百姓也知道这些官员地位不稳，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有离心离德的想法。之前山阳的逃犯苏令等人横行无忌，官吏和士兵遇到危难，没人愿意坚守气节、为正义而死，就是因为太守、国相的权威早就被削弱了。汉成帝后悔了，下诏书说，二千石官员不再被随意当作故意放纵罪犯，还派使者赐给他们黄金，安抚他们，实在是因为国家有紧急情况时，还得靠二千石官员来处理；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地位稳固，才能指挥得动下面的人。汉宣帝很欣赏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有弹劾他们的奏章就留在宫中不处理，遇到大赦就一并解决了。以前的惯例是：尚书很少下发弹劾奏章，因为怕烦扰百姓，查证审讯可能会让百姓死在狱中，奏章上一定要有‘敢告之’三个字才会下发。希望陛下您留意选拔贤才，记住臣子的优点，忘掉他们的过错，宽容对待臣子，别要求他们十全十美。那些二千石官员、部刺史、三辅地区的县令，有才能又能胜任职务的，人嘛，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些，这样才能鼓励那些尽心尽力的人。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对国家有好处。之前苏令事发，想派大夫去追查情况，当时发现没有合适的大夫可以派遣，就把盩厔令尹逢召来，任命为谏大夫派去了。现在有才能的大夫太少了，应该提前培养可以造就的人才，这样遇到危难时，士人就会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赴难。事到临头才去寻找人才，这可不能彰显朝廷的英明。”王嘉趁机举荐了儒生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员萧咸、薛修等人，这些人以前都是俸禄二千石且有好名声的，皇帝采纳了建议并任用了他们。
六月，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闵被立为鲁王。
因为皇帝卧病在床，病情不稳定，冬天十一月壬子日，让太皇太后下诏书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停止在长安南郊和北郊的祭祀。皇帝自己也没办法亲自到甘泉和河东，就派有关官员去按礼仪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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