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如果君主不是品德极高的人，那政策严就能治理好，政策宽就会出乱子。怎么证明呢？就说最近的孝宣皇帝，他明白做君主的道理，清楚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采用严刑峻法，吓破了奸人的胆子，让天下清平，国家治理得很安稳，成效比汉文帝还好。到了元帝即位，实行了很多宽松的政策，最终导致国家衰败，权力开始被夺走，他也成了给汉朝埋下祸根的君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政策的得失。以前孔子写《春秋》，称赞齐桓公、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难道他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其实是因为他明白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来挽救弊病的道理。所以圣人能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而一般人却不懂得变通，以为远古结绳记事的办法，还能用来治理混乱的秦朝；以为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就能解除平城之围。像熊攀援、鸟伸展那样的养生方法，虽然能延年益寿，但治不了伤寒病；呼吸吐纳的方法，虽然能养生，但不是接骨的药膏。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像调养身体，身体好的时候就保养，生病了就得治疗。刑罚就是治理乱世的药石，德教就是使国家兴盛太平的美食。用德教去除残暴，就好比用美食治病；用刑罚治理太平的国家，就好比用药石当饭吃。现在我们继承了百代帝王留下的弊病，又赶上了厄运，好几代以来，政策大多是宽容赦免，就像驾车的人松开了缰绳，马嚼子也没勒紧，四匹马横冲直撞，国家的道路危险倾斜，现在正要赶紧拉紧缰绳、固定车辕来挽救，哪还有时间讲究车上铃铛的节奏呢！以前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该斩右脚趾的人改为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这说明汉文帝是用严厉的政策实现了国家太平，而不是靠宽松的政策。”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人仲长统曾经看过这本书，感叹说：“凡是做君主的，都应该抄录一份，放在座位旁边。”
臣司马光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够严厉了，可崔寔还觉得宽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衰败时代的君主，大多软弱怯懦，那些平庸愚蠢的辅佐大臣，只知道无原则地宽容，所以有权有势又受宠的大臣犯了罪不被治罪，强横狡猾的百姓犯了法也不被惩罚；施加的仁爱恩惠，只看眼前；奸邪之人得志，国家的法纪却立不起来。所以崔寔的言论，是为了纠正一时的偏差，不是适用于百世的普遍道理。孔子说：“政策宽松，百姓就会懈怠，懈怠了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政策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了就用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松，这样政治就能和谐。”这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啊。
闰月庚午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就此废除。
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皇帝想褒奖尊崇梁冀，就让中朝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给梁冀的礼遇。特进胡广、太常羊浦、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勋和品德可以和周公相比，应该赐给他山川、土地、附庸。只有黄琼说：“梁冀之前因为迎亲的功劳，封邑增加到三千户，他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是以封邑户数为标准，不是以土地面积为限，梁冀可以和邓禹相比，总共享有四个县的食邑。”朝廷采纳了黄琼的建议。于是有关部门上奏：“梁冀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带着剑穿着鞋上殿，朝拜时司仪不用直呼他的名字，礼仪规格和萧何一样；把定陶、阳成剩下的户数都封给梁冀，凑成四个县，和邓禹一样；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上等住宅，和霍光一样，以此来突出他的特殊功勋。每次朝会，梁冀和三公座位分开。他十天进宫一次，处理尚书事务。把这些规定向天下宣布，作为万世的法则。”可梁冀还是觉得这些礼遇不够优厚，心里不高兴。
评论
元嘉元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中后期权力结构的畸形与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挣扎，梁冀的跋扈、皇权的孱弱与士人对时局的反思，共同构成了王朝衰落期的典型图景：
权力博弈的荒诞：跋扈者的嚣张与孤勇者的微光
梁冀带剑入朝堂的细节，堪称权力失控的缩影：作为辅政大臣，他竟突破“君臣仪轨”携带兵器入省，而尚书张陵的呵斥与弹劾，成为黑暗中的一丝亮色。这场冲突的结果极具讽刺性——梁冀仅“以一岁俸赎”，却让“百僚肃然”，既暴露了权贵特权的稳固，也反衬出张陵“申公宪报私恩”的难得。
梁冀对其弟梁不疑的打压，则揭示了权力集团的内耗本质：因不疑“好经书、喜待士”便夺其权，用十六岁“容貌甚陋”的儿子梁胤接任河南尹，甚至因马融、田明拜访不疑就将二人迫害至流放或死亡。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让权力彻底沦为排除异己的工具，连家族内部的基本理性都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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