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日，新丰侯单超去世，皇帝赐给他东园制造的棺木，棺中放置玉具；等到下葬时，调发五营的骑士、将作大匠为他修建坟墓。此后，剩下的“四侯”变得更加横行霸道，天下人为此编了句话说：“左悺权势大得能扭转乾坤，具瑗高高在上无人可比，徐璜像卧着的老虎一样凶猛，唐衡行事像暴雨一样狠厉。”他们竞相修建宅第，以奢华攀比，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后面跟着成队的骑马侍从，兄弟和亲戚们，有的在州郡担任长官，剥削百姓，和盗贼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暴虐遍及天下；百姓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当了盗贼。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在济北边界附近都有田产，他们的仆从和宾客，在路上抢劫行人。济北相滕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杀了几十人，把尸体摆在大路上。侯览、段珪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滕延因此被召回送到廷尉那里，被免去官职。
左悺的哥哥左胜担任河东太守，皮氏县长京兆人岐以此为耻，当天就辞官西归。唐衡的哥哥唐玹担任京兆尹，他向来和岐有矛盾，就逮捕了岐的家属和宗亲，用重法诬陷他们，把他们全部杀害。岐四处逃难，什么地方都去过，他隐姓埋名，在北海的集市上卖饼。安丘人孙嵩见到他，觉得他与众不同，就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家，把他藏在夹壁墙中。等到唐家的人都死了，遇上大赦，岐才敢出来。
闰月，西羌的残余势力又和烧何部落的大豪一起侵犯张掖，清晨，逼近校尉段颎的军营。段颎下马与敌人展开大战，到中午时，刀折断了，箭也射光了，敌人这才撤退。段颎追击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日夜攻打，饿了就割敌人的肉吃，渴了就吃雪，经过四十多天，一直追到积石山，出塞两千多里，斩杀了烧何部落的大帅，迫使其余的人投降后才返回。
夏季五月甲戌日，汉中山发生山崩。
六月辛丑日，司徒祝恬去世。
秋季七月，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的蛮人造反，驻扎在益阳，零陵的蛮人侵犯长沙。
九真的残余贼人占据日南，势力越来越强大；朝廷下诏重新任命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夏方向来以威严和恩惠着称，冬季十一月，日南的贼人两万多人相继向夏方投降。
勒姐、零吾部落的羌人包围了允街，段颎把他们打败。
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打并杀死都尉侯章，朝廷派中郎将宗资去征讨并打败了他。朝廷下诏征召皇甫规，任命他为泰山太守。皇甫规到任后，广泛制定策略，贼寇全部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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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涵盖了延熹二年末至三年的历史，核心展现了宦官专权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梁冀覆灭后的权力真空被宦官迅速填补，而士人的抗争、百姓的苦难与边患的频发，共同构成了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图景：
宦官专权的巅峰：从“功臣”到“公害”的蜕变
单超等“五侯”的兴衰，是宦官集团从“皇权工具”异化为“权力毒瘤”的典型轨迹：
单超的“殊荣”与四侯的“跋扈”：单超生前被封为车骑将军，死后获“东园秘器、玉具棺”“五营骑士送葬”的待遇，堪称宦官权势的顶点。而其死后“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的民谣，生动刻画了左悺、具瑗等四侯的嚣张——他们“竞起第宅、仆从列骑”，亲属“宰州临郡、辜较百姓”，将国家权力彻底异化为家族敛财的工具。从“诛冀功臣”到“虐遍天下”，仅用数年时间，宦官集团便复刻了梁冀的腐败路径，证明“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滋生邪恶”的铁律。
司法的彻底崩坏：单超侄子单匡“贪赃五六千万”，不仅未受严惩，反而能派人刺杀调查者卫羽；侯览、段珪的仆从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依法惩治竟被免官；唐衡兄长因私怨族灭京兆岐全家……这些案例揭示：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法律之上，“赏罚”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其私利。当“依法办事”者获罪，“违法乱纪”者无恙，整个司法体系便成了宦官迫害异己、纵容亲信的工具。
士人的挣扎与坚守：从抗争到隐忍的生存策略
面对宦官的高压，士人群体呈现出多元的应对方式，却都难改大局：
第五种、滕延的“刚性对抗”：第五种弹劾单匡、滕延严惩侯览仆从，试图用制度内的方式维护正义，却因触动宦官利益遭报复——第五种被流放、滕延被免官。他们的遭遇证明：在宦官垄断权力的背景下，“依法抗争”等同于“以卵击石”，最终只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李燮的“隐忍求生”：李固之子李燮在家族遭灭门后，靠姐姐文姬与门客王成的掩护，以“酒家佣”身份隐匿十余年。其姊“杜绝众人、勿言梁氏”的告诫，道尽了乱世中幸存者的无奈——在绝对强权面前，“沉默”与“隐忍”成了保全自身、延续血脉的唯一选择。而他后来“以礼葬王成”的举动，则守住了士人的道义底线，在黑暗中留存了一丝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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