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图、审配却说：“以您的英明神武，率领河朔的强大兵力去讨伐曹操，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何必这么麻烦！”沮授说：“拯救乱世、讨伐暴君的军队，叫做义兵；倚仗人多势众、强大兵力的，叫做骄兵。正义之师无敌，骄兵则最先灭亡。曹操奉天子的命令来号令天下，现在咱们举兵南下，从道义上就说不过去。而且决定胜负的谋略，并不在于兵力的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兵训练有素，可不是像公孙瓒那样坐着被动挨打。现在您放弃万无一失的办法，却发动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我真为您感到担忧！”
郭图、审配反驳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不算不义吧。何况咱们是去攻打曹操，怎么能说没有正当理由呢？再说以您现在的强大实力，将士们都想奋勇作战，如果不抓住时机成就大业，就像人们说的，上天给的机会不抓住，反而会遭受灾祸，当年越国就是因为抓住时机称霸，吴国就是因为错过时机灭亡。监军（沮授）的计策太保守了，不懂把握时机随机应变。”
袁绍听了郭图的话，觉得有道理。郭图等人趁机诋毁沮授，说：“沮授监管内外事务，威震三军，如果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怎么控制得了！臣子和君主权势相同，就会导致灭亡，这是《黄石公三略》里忌讳的。而且在外统领军队的人，不应该再掌管内部事务。”袁绍听了，就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个都督，让沮授、郭图、淳于琼各统领一军。
骑都尉清河人崔琰劝袁绍说：“天子在许县，民心都向着顺从天子的人，咱们不能去攻打啊！”袁绍根本不听。
许县的将领们听说袁绍要攻打许县，都很害怕。曹操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他志向很大，可脑子不灵光，外表强硬，胆子却很小，心胸狭窄又没什么威严，兵虽然多，但指挥调度不明确，将领骄横，政令又不统一，他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丰富，但这些刚好都给我准备的。”
孔融对荀彧说：“袁绍地盘大，兵力强，田丰、许攸都是有智谋的人，给他出谋划策；审配、逄纪是忠诚的臣子，为他处理事务；颜良、文丑是勇猛的将领，统领军队。恐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说：“袁绍的兵虽然多，但军法不整，田丰性格刚直，容易冒犯上级，许攸贪婪，不能好好治理，审配专断却没什么谋略，逄纪果断但刚愎自用，这几个人，势必不能相容，肯定会发生内乱。颜良、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一战就能把他们抓住。”
秋天，八月，曹操进军黎阳，派臧霸等人带领精兵进入青州，防守东边，留下于禁驻扎在黄河边。九月，曹操回到许县，分派兵力驻守官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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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四年的历史舞台上，各路势力的交锋与抉择犹如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每一步都牵动着未来的走向。这一年里，公孙瓒的覆灭、曹操的崛起、袁绍的骄纵以及袁术的败亡，不仅勾勒出乱世的残酷图景，更深刻揭示了领袖格局对势力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公孙瓒之败：战略短视与刚愎自用的代价
公孙瓒困守孤城时，本有黑山帅张燕与公孙续率领十万大军三路救援的机会。然而，他在传递军情时不够谨慎，密信被袁绍截获。袁绍巧妙利用这一情报，设下埋伏，以火光为诱饵引公孙瓒出战，最终使其大败而归。此役暴露了公孙瓒在军事谋略上的不足，他未能充分考虑情报安全的重要性，轻易相信外界信号，缺乏对局势的冷静判断。
更致命的是，在袁绍采用地道战术攻城，楼橹逐渐倾倒的危急情况下，公孙瓒不是积极寻求突围或寻找其他破局之法，而是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缢杀姊妹、妻子后自焚。这种绝望中的毁灭行为，不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彻底断送了势力存续的可能。相比之下，其部下关靖在临终前感叹若当初不阻止公孙瓒自行出战或许还有转机，并策马赴敌而死，展现出的忠义与担当更显公孙瓒的刚愎自用与懦弱。公孙瓒的失败，本质上是战略短视与性格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未能在困境中保持理智，也未能凝聚人心共渡难关。
曹操的用人之道：格局决定气度，气度成就事业
曹操在这一年的表现则尽显其卓越的领袖才能，尤其是在用人方面的格局令人称道。当年曹操在兖州举荐魏种为孝廉，兖州叛乱时，他曾坚信魏种不会背弃自己。但当听到魏种逃走的消息后，曹操愤怒地表示若魏种不逃到偏远之地，绝不放过他。然而，当攻下射犬生擒魏种后，曹操却因欣赏其才能而赦免了他，还任命其为河内太守，将河北事务托付于他。
这种“不念旧恶，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体现了曹操非凡的气度与远见。在乱世之中，人才是争夺天下的关键资源，曹操能够放下个人恩怨，看重人才的实际价值，这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愿意为其效力。相比之下，那些心胸狭隘、对叛将赶尽杀绝的势力，往往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最终在竞争中逐渐落后。曹操的用人之道，为其势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为他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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