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骑兵将领文丑和刘备带着五六千骑兵先后赶到。将领们又报告：“可以上马迎敌了。”曹操说：“还不行。”过了一会儿，敌人骑兵更多了，有些开始去抢辎重。曹操说：“可以了！”于是大家都上马出击。当时曹操的骑兵不到六百，却发动猛攻，把袁绍的军队打得大败，还杀了文丑。颜良和文丑都是袁绍的名将，两场战斗下来，都被曹操这边解决了，袁绍的军队士气大受打击。
当初，曹操很欣赏关羽的为人，但察觉到关羽心思不定，没有长期留下的意思，就派张辽去问问关羽的想法。关羽感叹说：“我心里清楚曹公对我特别好。但是我受过刘将军的大恩，发誓要同生共死，不能背叛他。我终究是不会留下的，不过我要立下战功报答了曹公再走。”张辽把关羽的话告诉曹操，曹操觉得关羽很讲道义。等关羽杀了颜良，曹操知道他肯定要走，就重重地赏赐他。关羽把曹操赏赐的东西都封存起来，写了封信告辞，然后跑到袁绍军中去找刘备。曹操身边的人想追关羽，曹操说：“他也是各为其主，别追了。”
曹操回到官渡驻军，阎柔派使者来见曹操，曹操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亲自到官渡来见曹操，曹操任命鲜于辅为右度辽将军，让他回去镇守幽州。
评论
建安五年的这段历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乱世画卷，在刀光剑影与权谋算计中，尽显三国群雄的格局与命运。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成为官渡之战的重要铺垫，更深刻揭示了乱世中决定成败的核心要素——决断力、识人术与战略眼光。
决断力的生死考验
曹操诛杀董承集团后，面临着一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抉择：是先迎战北方强敌袁绍，还是东征刚刚崛起的刘备？在诸将普遍担忧袁绍趁机偷袭的情况下，曹操展现了惊人的战略定力。他精准判定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而郭嘉的“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这种“先除内忧、再抗外患”的决断，体现了曹操对时局的敏锐洞察——袁绍虽强却反应迟缓，刘备虽弱却潜力无穷。
反观袁绍，在曹操东征的绝佳战机面前，竟以“子疾”为由错失良机。田丰“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病失其会”的痛斥，不仅是对这一决策的惋惜，更预言了袁绍集团的悲剧结局。领导者的决断力在乱世中就是生命线，曹操的果决与袁绍的迟疑，已在官渡之战前埋下了胜负伏笔。
战略眼光的云泥之别
曹操东征大胜后，袁绍才仓促决定攻许，此时田丰提出的“久持之”战略堪称远见卓识：凭借四州之众与山河之固，外结英雄、内修农战，以奇兵袭扰河南，使曹军疲于奔命。这一“庙胜之策”直指曹操兵力不足的软肋，若能施行，胜负未可知。但袁绍却固执地选择“决成败于一战”，将集团命运押注于正面决战，暴露了其战略短视。
沮授的悲叹“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道尽了对袁绍决策的绝望。他清醒认识到曹操“挟天子以为资”的政治优势，以及己方“众实疲敝，主骄将忲”的致命隐患，却无力改变决策者的刚愎自用。这种“上盈其志，下务其功”的集团氛围，注定了袁绍集团在战略层面的被动。
小人物的高光时刻
在大人物的博弈中，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的故事尤为亮眼。面对曹操增兵的提议，他精准预判：“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这种“以弱示敌”的心理战术，展现了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曹操赞其“胆过于贲、育”，不仅是对勇气的肯定，更是对其战略判断力的推崇。
关羽斩颜良的传奇，则将个人勇武与战场谋略完美结合。荀攸“分其势乃可”的战术设计，为关羽创造了突袭机会；而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的神勇，不仅解了白马之围，更极大打击了袁绍军的士气。尤为难得的是关羽“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忠义，以及曹操“彼各为其主，勿追也”的胸襟，在乱世征伐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历史的启示录
建安五年的这段历史，堪称一部浓缩的乱世生存法则。曹操的成功在于：精准的敌人定位（先弱后强）、对人才的信任（采纳郭嘉、荀攸之计）、对人性的洞察（理解关羽的忠义）。而袁绍的失败则源于：决策情绪化（因子疾失战机）、战略短视（拒绝持久战）、拒纳忠言（囚禁田丰、疏远沮授）。
从白马之战的“声东击西”，到延津南的“饵敌之计”，曹操集团展现了灵活机动的战术风格；而袁绍集团则在“兵多而不精、将骄而不协”的困境中一步步走向被动。颜良、文丑两位名将的接连陨落，不仅是战斗力的损失，更是军心士气的重创。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领导者的格局与决断力是核心竞争力，战略规划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而对人才的信任与合理使用，则是将战略转化为胜利的关键。建安五年的风云变幻，不仅为官渡之战写下序章，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关于智慧、勇气与人性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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