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从小就聪明通达，很有谋略。崔琰对他哥哥司马朗说：“你弟弟聪明过人，公正允当，刚毅果断，才能出众，不是你能比得上的。”曹操听说后，就征召司马懿，司马懿借口有风痹病推辞。曹操生气了，想逮捕他，司马懿害怕，只好去任职。
曹操派张辽驻扎在长社，出发前，军中有人谋反。夜里，营中惊慌混乱，燃起大火，全军都受到惊扰。张辽对手下说：“别慌！不是整个军营的人都反了，肯定是有人制造变故，想借此惊扰大家。”于是他下令军中：“没参与谋反的人都安静坐下！”张辽带着几十名亲兵，站在营阵中间。过了一会儿，局势就稳定下来，很快就抓到了带头谋反的人，把他杀了。张辽在长社，于禁驻扎在颍阴，乐进驻扎在阳翟，这三位将军都很有个性，常常闹矛盾。曹操派司空主簿赵俨同时参与这三支军队的事务，每件事都耐心教导劝谕，他们这才变得亲近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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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是东汉末年格局剧变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的诸多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更埋下了三国鼎立的伏笔。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博弈、人才的流动与抉择，以及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浮沉。
曹操的权术与布局：巩固权威与军事准备
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以“选举不实”为由弹劾司徒赵温，罢免其官职，表面理由是赵温征召其子曹丕，实则是曹操削弱东汉朝廷旧有势力、强化个人权威的政治操作。此时的曹操已非单纯的权臣，而是通过一系列人事调整逐步架空汉室，为后续的权力扩张铺路。
与此同时，曹操返回邺城后修建玄武池训练水军，这一举措极具战略眼光。当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南下荆州、扬州成为必然趋势，而南方水战频繁，玄武池的训练为曹军后续的南下作战提供了基础。这一细节也暗示了曹操此时已将统一全国纳入战略规划，军事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甘宁的抉择与孙权的西进战略：人才流动与霸业雄心
甘宁的人生轨迹是这段史料中极具戏剧性的篇章，他的选择与被选择深刻反映了乱世中人才的价值与归宿。最初甘宁率部投奔刘表，却因刘表“不习军事”、缺乏雄才大略而失望；转投黄祖后，虽立下射杀凌操的大功，却仍被当作凡人对待，即便苏飞多次举荐仍不受重用。这种怀才不遇的经历，让甘宁最终选择投奔孙权，而这一选择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甘宁投奔孙权后，迅速得到周瑜、吕蒙的共同举荐，更获得孙权“礼异旧臣”的待遇，这种君臣相知的际遇为其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甘宁向孙权提出的战略规划极具前瞻性：先取黄祖，再西进据楚关，进而图谋巴蜀。这一规划精准抓住了当时的局势痛点——刘表集团的衰落与荆州的战略价值，为孙权集团指明了西进扩张的方向，堪称东吴版的“隆中对”。
面对张昭的质疑，甘宁以“萧何之任”反诘，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魄力；而孙权的回应更是点睛之笔，他举酒明志，将讨伐黄祖的重任托付甘宁，既坚定了战略方向，又安抚了核心谋士张昭，更激励了甘宁等武将，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艺术。孙权的决策打破了保守派的顾虑，彰显了其作为江东霸主的决断力与霸业雄心。
讨伐黄祖之战：战术突破与恩怨纠葛
讨伐黄祖的战役充分体现了古代水战的战术特点与东吴将士的勇猛。黄祖以蒙冲战船横守沔口，用绳索系石固定，上千士兵弓弩齐发，形成严密防线。董袭与凌统率领敢死队身披双重铠甲，乘大舰突破防线，董袭亲自斩断绳索，为大军开辟道路，展现了“敢死队”在关键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吕蒙斩杀陈就、水陆并进屠城的细节，则凸显了古代战争的残酷性。
战后的恩怨处理更显孙权的领导智慧。甘宁为苏飞求情时“血涕交流”，以自身性命担保，既报答了昔日知遇之恩，又展现了江湖义气；孙权最终赦免苏飞，既成全了甘宁的忠义，又收揽了人心。而对于凌统与甘宁的杀父之仇，孙权明确下令禁止报复，并将甘宁调往别处驻军，既维护了内部稳定，又兼顾了将领的情感，这种平衡之术是维系集团凝聚力的关键。
曹操的丞相制度与人才治理：制度变革与治世理念
建安十三年六月，朝廷罢三公、复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任丞相，这一制度变革标志着东汉政治体制的重大转折。三公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东汉传统政治架构的瓦解，丞相权力的强化则为曹操进一步集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人才选拔上，曹操任命崔琰、毛玠主管选举，二人秉持“拔敦实，斥华伪”的原则，推举清正之士，形成了“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的风气。即便是贵宠之臣也不敢逾越规矩，地方官员回京甚至“垢面羸衣，独乘柴车”，这种廉政风气的形成与曹操的用人理念密不可分。曹操“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的感叹，既体现了对崔琰、毛玠的肯定，也反映了其“唯才是举”与“以德修身”相结合的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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