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司马光说：孔子对于“仁”的评价标准是很高的，像子路、冉求、公西赤这样的高徒，令尹子文、陈文子这样的贤大夫，都够不上“仁”，却唯独称赞管仲的仁，难道不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广泛地救助了百姓吗！齐桓公的行为如同猪狗一般，管仲却不以为耻，反而辅佐他，他的志向大概是认为没有齐桓公就无法救助百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百姓生灵涂炭，要不是有超世之才，根本无法拯救。那么荀彧不辅佐曹操又该辅佐谁呢！齐桓公时期，周王室虽然衰落，但还不像建安初年那样。建安初年，天下动荡，没有一寸土地、一个百姓是汉朝能掌控的。荀彧辅佐曹操兴起大业，举荐贤能，任用人才，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决断时机，制定策略，四处征战并取得胜利，于是曹操能由弱变强，化乱为治，拥有了天下十分之八的土地，他的功劳难道在管仲之后吗！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荀彧却为汉室而死，他的仁更在管仲之前啊！而杜牧竟然认为“荀彧劝曹操夺取兖州，就把他比作汉高祖、光武帝；官渡之战时不让曹操回许都，又把他比作楚汉相争；等到事情成功后，却想在汉朝邀取名声，这就好比教人挖墙洞、开柜子偷东西，自己却不参与分赃，这能不算盗贼吗？”我认为孔子说“文辞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凡是写历史的人记录别人的话，一定会加以润色。那么把曹操比作汉高祖、光武帝、楚汉，这是史官的文辞，难道都是荀彧亲口说的吗！因为这个就贬低荀彧，实在不是他的过错啊。而且如果曹操称帝，荀彧就是开国元勋，会得到和萧何一样的赏赐；荀彧不贪图这个，却宁愿牺牲自己来邀取名声，这符合人之常情吗！
十二月，五诸侯星附近出现彗星。
刘备在葭萌关，庞统对刘备说：“现在咱们暗中挑选精兵，日夜兼程，直接袭击成都。刘璋既没什么军事才能，又向来没有防备，大军突然杀到，一下子就能平定，这是上策。杨怀、高沛是刘璋的名将，各自手握重兵，据守在关隘。听说他们多次写信劝刘璋，让您回荆州。将军您可以派人去通知他们，就说荆州有紧急情况，您要回去救援，并且让军队整理行装，做出要回去的样子。这两个人既佩服您的英名，又高兴您离开，估计一定会轻装骑马前来拜见您，咱们就趁机抓住他们，夺取他们的军队，然后向成都进军，这是中策。退回白帝城，和荆州联合起来，再慢慢谋划进取益州，这是下策。要是一直犹豫不决，就会陷入困境，不能再拖延了。”刘备觉得中策可行。等到曹操攻打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给刘璋写信说：“孙氏和我本就唇齿相依，而且关羽兵力薄弱，现在我要是不去救援，曹操肯定会拿下荆州，接着就会侵犯益州边界，这比张鲁带来的威胁严重多了。张鲁不过是个只求自保的贼寇，不值得忧虑。”于是刘备向刘璋请求增派一万兵力以及物资粮草，刘璋只答应给四千兵力，其他物资也都只给一半。刘备趁机激怒手下众人说：“我为了益州征讨强敌，将士们辛苦劳累，刘璋却囤积财物，吝啬赏赐，怎么能让大家拼死作战呢！”张松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说：“现在大事眼看就要成功了，怎么能放弃离开呢！”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告发了他们的密谋。于是刘璋抓捕并斩杀了张松，还下令各关隘的守将，以后不许再和刘备有书信往来。刘备大怒，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指责他们无礼，把他们杀了；然后整顿军队，直接到达关隘，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进而占据了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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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七年是东汉末年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曹操集团权势达到新高度，孙刘联盟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的博弈与抉择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制度困境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巅峰的试探：曹操的政治进阶与争议
正月，汉献帝下诏允许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一特权复刻了西汉萧何的待遇，标志着曹操在名义上已突破人臣极限。这一事件表面是皇恩浩荡，实则是曹操集团势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汉室权威的进一步侵蚀。此时的曹操已非简单的权臣，而是实际掌控天下的统治者，这套礼仪特权成为其迈向更高权力的垫脚石。
曹操集团内部的治理细节更值得玩味。河间民田银、苏伯叛乱时，曹丕在处理降卒问题上展现了政治成熟度。程昱的劝谏体现了乱世中的法治变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旧法适用于战乱初期的威慑需求，而天下渐定时则需转向怀柔政策。这种“因时制宜”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激化内部矛盾，又维护了统治权威，曹操那句“善处人父子之间”的评价，实则暗含对政治分寸感的赞赏。
国渊如实上报战功的举动更具象征意义。在“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的潜规则下，国渊坚持“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的立场，展现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坚守。曹操对此“大悦”，既体现了他对诚实品质的认可，也暗含对内部治理规范化的需求——当政权从军事扩张转向稳定治理时，务实精神比虚夸战功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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