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曹操打败蹋顿后，乌桓就渐渐衰落了，鲜卑的首领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人通过阎柔向朝廷进贡，请求通商，曹操都上表给他们封王，以示恩宠。轲比能原本属于小种鲜卑，因为勇猛健壮、廉洁公正，受到众人的信服，因此能够威慑控制其他部落，势力最为强大。从云中、五原以东到辽水，都是鲜卑的地盘，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划分土地，分别统治，各有各的边界。轲比能的部落靠近边塞，很多中原人逃亡叛变后归附了他；素利等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的塞外，离得远，所以没有成为边境的祸患。曹丕任命平虏校尉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让他们镇守安抚这些少数民族。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三国中期曹魏与东吴之间复杂的政治互动，展现了孙权的务实权谋、江东群臣的忠义风骨，以及三国格局中各方势力的试探与制衡。透过字里行间，既能看到乱世中政治家的生存智慧，也能感受到乱世士人的精神坚守。
孙权的务实抉择：在隐忍中积蓄力量
面对曹魏使者邢贞的册封，孙权的态度成为焦点。当吴人主张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以拒魏封时，孙权以“沛公受项羽封汉王”的典故为由接受册封，这一决策尽显其务实本质。在天下三分的格局中，孙权清楚认识到东吴当时的战略需求——需暂避曹魏锋芒，为自身发展争取时间。他的“屈身陛下”并非懦弱，而是“雄略”的体现，正如赵咨所言，这正是其“略”之所在。
这种务实精神在后续应对曹魏索取珍玩时再次显现。当群臣以“非礼”为由反对进献时，孙权以“于我瓦石耳”为由满足曹魏要求。他深知此时与曹魏正面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西北的军事压力让东吴必须稳住东线局势。这种“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政治智慧，为东吴赢得了喘息空间。
江东群臣的风骨：忠义与血性的交织
在这场政治互动中，江东群臣的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东吴政权的精神底色。张昭面对邢贞的傲慢，以“礼无不敬，法无不行”严词斥责，迫使对方下车，展现了江东士人的气节。他不因曹魏强大而卑躬屈膝，坚守着政治交往中的尊严底线。
徐盛的悲愤更显血性。“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的呐喊，道出了江东将士的雄心壮志。这种不甘屈居人下的精神，被邢贞看在眼里，发出“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的感叹，从侧面印证了东吴潜在的实力。
虞翻事件则进一步展现了江东士人的刚直。面对孙权酒后的无礼，虞翻以“阳醉不持”表达不满，虽险些招致杀身之祸，却坚守了士人的原则。刘基的劝谏更是点明了东吴政权的立国之本——“容贤蓄众”，将孙权的行为与曹操的“轻害士人”对比，既保住了虞翻性命，更维护了东吴的政治形象。
曹魏与东吴的心理博弈：试探与坚守
曹魏对东吴的试探贯穿始终。曹丕询问赵咨“吴王何等主也”“吴可征否”“吴如大夫者几人”等问题，看似随意，实则是对东吴实力与心态的摸底。赵咨的回答堪称外交典范——既不卑不亢地肯定孙权的雄才大略，又明确表达东吴的防御决心，同时以“车载斗量”凸显人才储备，既维护了东吴尊严，又未激化矛盾。
沈珩应对曹丕的提问同样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面对“吴嫌魏东向乎”的试探，他以“信恃旧盟”与“自有豫备”双重回应，既表达和平意愿，又亮明底线；对“太子当来”的问题则以“无所闻也”巧妙回避，避免陷入被动。这种外交辞令背后，是双方对彼此实力的清醒认知。
东吴的内部治理：礼法与人才的平衡
孙权在内部治理上展现了复杂的一面。他立太子登后“妙选师友”，以诸葛恪、张休等人为中庶子，注重接班人培养；太子“略用布衣之礼”接待僚属，体现了东吴政权的亲民姿态。这种人才培养机制与政治风气的塑造，为东吴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孙权也有酒后失德之时，险些因虞翻的“不敬”而痛下杀手。好在刘基的劝谏让他恢复理智，并立下“酒后言杀，皆不得杀”的规矩，显示出他虽有脾气，但能接受谏言、修正错误的政治素养。这种自我约束能力，是孙权作为政治家的可贵之处。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这段历史揭示了乱世中政权生存的核心逻辑：实力是根本，策略是关键，人心是基础。孙权的务实隐忍、张昭的坚守气节、徐盛的雄心壮志、赵咨的外交智慧，共同构成了东吴政权的生存密码。他们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复杂的三国格局中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同时，这段史料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内核——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无论是张昭的犯颜直谏，还是虞翻的宁死不屈，抑或刘基的据理力争，都体现了士人对原则的坚守。这种精神，正是支撑东吴在强敌环伺中屹立不倒的文化根基。
在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段围绕“曹魏封吴”展开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政治家的权谋与担当，士人的气节与风骨，更照见了一个政权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艰难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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