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真去征讨安定等三郡，都平定了。曹真觉得诸葛亮在祁山受挫后，下次肯定会从陈仓出兵，就派将军郝昭等人守陈仓，修缮城池。
夏四月丁酉日，皇帝回到洛阳。
皇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鼓励百姓务农存粮，兴办学校，申明教化，提拔好人，罢黜坏人。和羌、胡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小过错不追究；要是犯了大罪，先告诉他们的部落首领，让他们知道谁该判死刑，然后再斩首示众。因此，大家都信服他的威严和信用，凉州境内安定太平。五月，发生大旱。
吴王让鄱阳太守周鲂秘密寻找山中有名气、北方又知晓的旧族首领，让他们去骗扬州牧曹休。周鲂说：“那些普通的小首领，靠不住，事情可能会泄露，引不来曹休。请让我的亲信带着书信去引诱曹休，就说我被责备害怕被杀，想带着鄱阳郡投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吴王答应了。当时经常有郎官到周鲂那询问各种事情，周鲂就到郡府门前，剃掉头发谢罪。曹休听说这事，率领十万步兵、骑兵向皖城进发，来接应周鲂。皇帝又派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三路一起进军。
秋八月，吴王到了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授予黄钺，还亲自拿着马鞭接见他。任命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督，各率领三万人攻打曹休。曹休发现自己被骗了，但仗着人多，还是想和吴军交战。朱桓对吴王说：“曹休本来是靠亲戚关系才被任用，不是有勇有谋的名将。这次交战他必败，败了肯定逃跑，逃跑肯定会经过夹石、挂车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很险要，如果用一万兵力堵住道路，他们就一个都跑不了，曹休也能被活捉。我请求带领我的部队去截断他的退路，如果托陛下的神威，能抓住曹休立功，就可以乘胜长驱直入，进取寿春，占领淮南，进而谋划许昌、洛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能错过啊！”吴王问陆逊的意见，陆逊觉得不行，就没这么做。
尚书蒋济上疏说：“曹休深入敌境，和孙权的精兵对峙，而朱然等人在长江上游，能趁机攻击曹休的后路，我看不到这有啥好处。”前将军满宠上疏说：“曹休虽然明白果敢，但很少亲自带兵打仗。现在他走的这条路，背靠湖泊，旁边是长江，前进容易后退难，这可是兵家所说的‘絓地’。如果他进入没有坚固防守的地方，我很担心！”满宠的奏表还没得到回复，曹休就和陆逊在石亭交战了。陆逊亲自率领中路军，让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路一起进攻，冲击曹休的伏兵，把他们赶走，一路追击，一直追到夹石，斩杀、俘虏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等拉的车一万多辆，军用物资和器械几乎全被缴获。
评论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是三国时期军事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新城之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石亭之战等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魏蜀吴三方的力量对比，更留下了诸多值得后世深思的历史教训。透过这些事件，我们能看到战略决策、人才任用、制度执行等因素对历史走向的关键作用。
新城之战：司马懿的决断与曹魏的集权巩固
正月，司马懿仅用十六天便攻破新城斩杀孟达，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决断力与执行力。孟达作为反复无常的降将，占据新城试图割据，而司马懿在接到情报后迅速出兵，以闪电战终结叛乱，避免了曹魏西南边境的长期动荡。这一战役体现了快速反应在军事行动中的关键价值——在信息传递不畅的古代，司马懿的果断出击打破了孟达“待吴蜀援军”的幻想，也巩固了曹魏对荆州北部的控制。
与此同时，司马懿逮捕擅自刻印授官的魏兴太守申仪，将其押回洛阳，这一行动则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申仪长期在地方专权，本质上是东汉末年以来“地方割据惯性”的残留。司马懿的处置不仅削弱了地方势力，更强化了中央集权，为曹魏后续稳定西北边境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中“削藩”与“集权”的必然性，只有打破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蜀汉政权试图扭转战略劣势的关键行动，却因一系列决策失误功败垂成，成为三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
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展现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可能性——以五千精兵奇袭长安，利用夏侯楙的怯懦实现战略突破。但诸葛亮选择“安从坦道，平取陇右”的稳健路线，这一决策反映了两种军事思想的对立：魏延的“险中求胜”与诸葛亮的“十全必克”。从结果看，诸葛亮的保守虽避免了奇谋失败的风险，却也错失了北伐初期最有利的战机。这提醒我们：战略决策需要在风险与收益间找到平衡，过度保守可能错失机遇，而盲目冒险则可能满盘皆输。
街亭之战的失败是第一次北伐的转折点，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才任用的失误。诸葛亮无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临终告诫，破格提拔马谡为先锋，最终导致关键据点失守。马谡的失败并非偶然——他“违亮节度，舍水上山”的操作，暴露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缺陷；而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的赏识，则反映了领导者可能陷入的“偏好陷阱”。这一事件深刻证明：人才选拔必须以实践能力为核心，而非仅凭言辞或个人喜好，领导者更需警惕对“心腹”的过度信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