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庚戌年）
春天的时候，吴国老大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带着一万精兵，乘船漂洋过海，想去寻找夷洲和亶洲，打算抓点当地人回来扩充自己的人手。陆逊和全琮都劝说道：“当年桓王创业的时候，手下也就那么点人。现在咱江东的兵力，足够干大事了，没必要跑那么老远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跑万里之外去攻打别人，海上风浪啥的太难预测了。而且士兵们换了水土，肯定容易生病，本想增加人手，结果反而损失了；本想捞好处，结果反而有害。再说了，那些地方的人跟禽兽差不多，就算抓回来也没多大用，没有他们也不影响咱啥。”但吴国老大根本不听。
这边呢，尚书琅邪人诸葛诞和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互相拉帮结派，还互相吹捧。他们把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诸葛诞他们这八个人称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个人都比不上前面那些人，但因为他们老爸有权有势，就勉强把他们列为“三豫”。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给皇帝上书说：“凡是统治天下的人，没有不看重那些质朴、忠诚、讲信用的人，而特别讨厌那些虚伪不实在的人，因为这些虚伪的人破坏教育、扰乱治理、败坏风气。之前建安末年魏讽被处死，黄初初年曹伟被斩杀。想想前后皇帝的诏书，对这种浮夸虚伪的行为那是深恶痛绝，一心想打散这些歪门邪道的团伙，恨得牙痒痒。但执法的官员呢，都害怕这些人的权势，没人敢去揭发他们，结果风气越来越差，不良行为越来越严重。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把做学问当回事儿了，专门一门心思搞社交。那些所谓的名士，也不把孝顺、友爱、品德修养当首要的，反而把追名逐利放在第一位。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吹捧，谁要是说他们坏话，就像受到惩罚一样；谁要是跟他们一伙，就像得到奖赏一样。对自己人那是夸得天花乱坠，对不跟自己一伙的，就找各种毛病。甚至还说：‘现在这世道还怕过不下去？只要会搞人际关系，随便混混就行；还怕别人不了解自己？给他灌点迷魂汤，哄着就行。’又听说还有人让奴仆冒充在职官员家属，偷偷进出宫廷禁地，传递书信，刺探消息。这些事儿啊，法律绝对不能容忍，犯了就得严惩，就算是魏讽、曹伟的罪行，也不过如此了！”皇帝觉得他说得很对。二月，下诏说：“社会风气的质朴和浮夸，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战乱以来，经学都荒废了，年轻人学习都不按照经典来。这到底是教育没做到位，还是选拔人才不看品德呢！从今以后，郎吏要是精通一部经典，又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经过博士考核，成绩优秀的，赶紧提拔任用；那些华而不实、不务正业的，就辞退！”于是诸葛诞、邓飏等人就被免官了。
夏天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卞氏去世。秋天七月，安葬武宣皇后。
大司马曹真提议：“蜀汉老是来侵犯，咱不如从斜谷去讨伐他们。让各路将领分几路一起进攻，肯定能大获全胜。”皇帝同意了，还下诏让大将军司马懿沿着汉水从西城进发，到汉中与曹真会合，其他将领有的从子午谷进军，有的从武威进军。司空陈群劝说道：“太祖当年去阳平攻打张鲁的时候，收了好多豆子麦子来补充军粮，结果张鲁还没拿下，粮食就不够吃了。现在咱去讨伐蜀汉，没地方补充粮食，而且斜谷地势险要，进退都困难，运送粮草肯定会被拦截。要是多留兵把守险要之地，又会减少打仗的士兵，这事儿可得好好考虑啊。”皇帝听取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又上表说要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又指出这条路的不便之处，还算了算军事开支啥的。皇帝把陈群的建议发给曹真，曹真却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出发了。
八月辛巳日，皇帝往东巡视；乙未日，到了许昌。
评论
这段史料记录了三国时期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吴两国的重要事件，从中可窥见当时的政治、军事与社会风貌，其背后反映的问题在历史语境中具有典型意义：
吴国的海外探索与决策困境
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军赴夷洲（今台湾）、亶洲的行动，是中国古代官方首次大规模对台湾地区的探索，具有一定历史突破性。但从决策逻辑看，其动机是“俘其民以益众”的实用主义扩张，忽视了陆逊、全琮关于“远涉不毛风险高、土着难同化”的谏言。这一事件既体现了吴国开拓疆域的尝试，也暴露了君主集权下“个人意志凌驾于理性建议”的局限——最终卫温等人虽抵达夷洲，却因“士卒疫死大半”无功而返，印证了谏言的合理性。
魏国的“浮华案”与政治整肃
诸葛诞、邓飏等人结党标榜“四聪”“八达”，形成以交游、虚名相标榜的政治小圈子，本质是东汉以来“清议”风气的变异，演变为权力攀附的工具。董昭的上疏直击要害：这类群体以“趋势游利”为先，将学问、孝悌抛诸脑后，甚至通过奴客勾结禁中传递消息，破坏了官僚体系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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