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诏书，要把之前已经嫁给官吏百姓的女子收回，重新许配给士兵，还允许用人口来赎自己的妻子，并且挑选其中长得漂亮的送进后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您是上天的儿子，老百姓、官吏也都是陛下的子民，现在把那边的妻子夺过来给这边，这不就跟抢哥哥的妻子给弟弟一样嘛，对父母来说这太偏心了。而且，诏书说可以用年纪、长相和妻子差不多的人口来代替，所以有钱人就倾家荡产，没钱的就到处借钱，高价买人来赎自己的妻子。官府名义上是把这些女子许配给士兵，实际上却送进了后宫，长得丑的才给士兵。得到妻子的人不一定高兴，失去妻子的人肯定忧愁，不管是穷的还是愁的，都不满意。君主拥有天下，却得不到百姓的欢心，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外面有几十万军队，一天的花费可不只是千金，就算把天下的赋税都用来供给军队，都不一定够，更何况还有后宫那些没有正式编制的女子。太后娘家，赏赐毫无节制，内外互相攀比，花费的钱财快抵得上军费的一半了。以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成山，那是因为当时天下统一，没人敢跟他争。自从天下衰败动乱以来，四五十年来，战马没卸过鞍，士兵没脱过甲，强敌就在边境，一直想着颠覆魏国。陛下不兢兢业业，想着崇尚节约，却一心追求奢靡，让宫中尚方制作供人玩乐的东西，在后园建造承露盘，这确实能让眼睛、耳朵享受一下，可也足以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啊！真可惜啊，陛下不学习尧、舜的节俭，却去做汉武帝那些奢侈的事，我私下里觉得陛下这样做不合适啊。”皇帝还是没听。
高堂隆病重，口述了一篇奏疏：“曾子说过：‘人快要死的时候，说的话是善意的。’我的病越来越重，只担心突然去世，一片忠心不能表明。我一片赤诚，希望陛下能稍微看一看！我看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的君主代代相传，历经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像夏桀、商纣这些人，放纵欲望，惹得老天爷震怒，国家变成废墟，商纣被斩首，夏桀被流放，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取代。他们难道是外人吗？其实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黄初年间，上天就显示了警告，有只奇怪的鸟，在燕巢里长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可是魏国的大异象啊。应该防范朝廷内部飞扬跋扈的大臣。可以挑选各位亲王，让他们治理封国，掌管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各地，镇守京城周边，辅佐皇室。老天爷是不会偏袒谁的，只辅佐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要是下面有怨言，老天爷就会收回天命，交给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天下啊！”皇帝亲自写诏书，深切慰问他。没过多久，高堂隆就去世了。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问高深，一心想着匡正君主，借着各种变故陈述告诫，发自内心的诚恳，真是忠心啊！至于坚持要更改历法，让魏国认虞舜为祖先，这想法可能有点过于执着了吧！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朝堂之上围绕宫廷奢靡、劳民伤财展开的激烈争议，展现了专制皇权下谏臣的担当与无奈，也折射出曹魏政权由盛转衰的深层隐患。透过董寻、高堂隆、卫觊、张茂等大臣的谏言与魏明帝的反应，我们得以窥见三国中后期曹魏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权力扩张下的奢靡狂欢
魏明帝将长安的钟虡、铜人等重物迁至洛阳，因铜人过重滞留霸城后，竟“大发铜铸铜人二”“铸黄龙、凤皇各一”，还在芳林园“起土山”，让公卿群僚亲自负土劳作。这种大规模的奢靡建设，本质上是皇权扩张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帝王试图通过营造“天命所归”的象征体系，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
从现代政治学视角看，魏明帝的行为暗含着权力象征建构的逻辑：铜人翁仲彰显威慑力，龙凤雕塑强化神权色彩，承露盘模仿汉武帝求仙之举，土山园林则炫耀帝国财力。但这种建构完全脱离了现实基础——建安以来长期战乱导致“门殚户尽”“遗孤老弱”，社会亟需休养生息，帝王却将资源投入“无益之物”，形成鲜明的统治悖论。
谏臣群体的批判逻辑与价值坚守
面对皇权的任性扩张，董寻、高堂隆等大臣形成了集体性的谏诤浪潮，其批判逻辑呈现出多层次特点：
伦理层面：董寻引用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核心准则，直指帝王让公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是“毁国之光”，违背了君臣相处的基本伦理。他“沐浴以待命”的赴死姿态，将传统士大夫“文死谏”的精神推向极致。
现实层面：卫觊对比曹操时期“后宫食不过一肉”的节俭与当下“工役不辍，侈靡日崇”的现状，指出“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社会现实与奢靡建设的尖锐矛盾，强调“量入为出”的治国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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