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芝要出去的时候，叫参军辛敞一起走。辛敞是辛毗的儿子，他姐姐宪英是太常羊耽的老婆。辛敞就和姐姐商量说：“天子在外面，太傅把城门关了，有人说这对国家不利，这事儿能是真的吗？”宪英说：“依我看，太傅这么做，就是为了除掉曹爽。”辛敞说：“那这事儿能成吗？”宪英说：“差不多能成！曹爽的本事可比不上太傅。”辛敞说：“那我可以不出去吗？”宪英说：“哪能不出去呢！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做人的大义。一般人遇到困难，别人都会帮忙；给人做事却在关键时刻甩手不干，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而且既然受了人家的任命，就得为人家效命，这是亲密关系里该做的，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吧。”辛敞就出去了。事情结束后，辛敞感叹说：“我要是没跟姐姐商量，差点就做了不义的事儿。”
之前，曹爽征召王沈和太山的羊祜，王沈劝羊祜接受任命。羊祜说：“把自己托付给别人做事，哪有那么容易！”王沈就去了。等曹爽失败后，王沈因为是曹爽的旧部被免官，他就对羊祜说：“我没忘你之前说的话。”羊祜说：“这也不是我一开始能想到的呀！”
曹爽堂弟文叔的老婆夏侯令女，早早守寡还没孩子，她父亲文宁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就拿刀割掉自己两只耳朵发誓不嫁，平时都依靠曹爽。曹爽被杀后，她娘家上书断绝婚约，强行把她接回去，又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偷偷跑到寝室，拿刀割掉自己的鼻子，她家人又惊又惋惜，对她说：“人活在世上，就像轻轻的灰尘落在柔弱的草上，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而且夫家都已经被灭族了，你还守着干嘛呢！”夏侯令女说：“我听说，讲仁义的人不会因为家族兴衰就改变气节，重情义的人不会因为生死存亡就变心。曹家以前兴盛的时候，我都想一直守着，何况现在衰败了，怎么能忍心抛弃呢！这连禽兽都不会做，我怎么能做呢！”司马懿听说后，觉得她很贤德，就允许她领养个儿子，当曹家的后代。
何晏这帮人当时正掌权，觉得自己是天下少有的人才，没人能比得上。何晏曾经给名士们点评说：“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所以能通晓天下人的志向，夏侯泰初就是这样。因为能洞察细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司马子元就是这样。至于那种像神一样，不用着急就能很快达成目标，不用行动就能到达的境界，我只听过这样的说法，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他这是想把自己比作神呢。
评论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更迭的关键节点。这场由司马懿策划、以“清君侧”为名的军事政变，不仅终结了曹爽集团的专权时代，更开启了司马氏篡魏建晋的历史进程。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斗争中的谋略、人性的弱点与历史的偶然必然。
政变策划：司马懿的老谋深算
司马懿发动政变的过程，堪称古代宫廷夺权的经典范例。他精准把握曹爽兄弟陪同皇帝祭扫高平陵的时机，以皇太后名义迅速控制京城：“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同时派遣亲信接管曹爽兄弟的军营，从物理空间和军事力量上完成对京城的全面掌控。
在舆论战方面，司马懿的奏书极具策略性。他开篇引用先帝托孤的往事，将自己定位为“受遗命辅政”的忠臣，把政变行为包装成“维护先帝遗愿”的正义之举。奏书中列举曹爽的罪状——“僭拟专权”“破坏诸营”“离间二宫”，句句指向“无君之心”，既迎合了朝臣对曹爽专权的不满，又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师出有名”的政治操作，为后续瓦解曹爽集团的心理防线奠定了基础。
曹爽集团的溃败：犹豫与短视的代价
面对司马懿的雷霆攻势，曹爽的应对尽显昏庸。他手握皇帝这一最大政治筹码，却“迫窘不知所为”，仅在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陷入被动防御。此时的曹爽集团并非毫无胜算：皇帝在握可号令天下，桓范带来的大司农印章能解决粮草问题，许昌的别库有军备储备，各地兵马也可征召响应。
但曹爽的致命弱点在于“驽马恋栈豆”——对既得利益的贪恋与对风险的恐惧。司马懿正是抓住这一心理，通过许允、陈泰等人反复劝说，甚至“以洛水为誓”保证“唯免官而已”，彻底摧毁了曹爽的抵抗意志。当曹爽说出“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时，其政治判断力的缺失暴露无遗。桓范的痛哭“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犊耳！”不仅是对曹爽兄弟的哀叹，更是对曹魏宗室衰落的悲鸣。
人性百态：乱世中的选择与坚守
高平陵之变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乱世中各色人物的抉择：
桓范作为“智囊”，虽识破司马懿的图谋并冒险出城献策，却因曹爽的无能而无力回天，最终沦为政变牺牲品，体现了忠臣遇主不淑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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