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立节中郎将陆抗驻扎在柴桑，到建业来治病。病好后，准备回去，吴王流着泪和他告别，对他说：“我之前听信了谗言，对不住你父亲，也辜负了你。之前那些问罪的奏章，我都一把火烧了，你别让别人看见。”
这时候，吴王也有点意识到太子孙和是冤枉的。冬天十一月，吴王到南郊祭祀回来，得了风疾，就想把孙和召回来；但全公主、侍中孙峻和中书令孙弘坚决反对，这事儿就没成。吴王觉得太子孙亮年纪太小，就考虑该把后事托付给谁，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说他能担此重任。吴王觉得诸葛恪太刚愎自用，有点不放心，孙峻说：“现在朝廷大臣里，没有比诸葛恪更有才能的了。”于是吴王就把诸葛恪从武昌召来。诸葛恪临走前，上大将军吕岱劝他：“现在这世道艰难，你做每件事都得反复思考。”诸葛恪却不以为然：“以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都说‘思考两次就够了’。现在您让我思考十次，这不就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嘛！”吕岱被说得无言以对，当时大家都觉得诸葛恪这话有点过分。
虞喜评论说：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人，这责任太重了；臣子要行使君主的权威，这也太难了。同时承担这两件最难的事，还要处理各种政务，能胜任的人太少了。吕岱是国家的元老，志向远大，深谋远虑，刚用“十思”来劝诫诸葛恪，却被诸葛恪认为是说他能力差而遭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考虑不周全，智谋和谨慎没兼备啊！要是他能领会“十思”的意思，广泛询问当今事务，听到好的建议就像雷声一样迅速采纳，听从劝谏就像风一样立刻改变，怎么会最后死在殿堂上，被小人杀害呢！世人都觉得他口才好，反应快，就嘲笑吕岱无言以对很没水平，却不考虑事情安危和始终的重要性，这就好比只喜欢春天花朵的繁华，却忘了秋天果实的甘甜。以前魏国人攻打蜀国，蜀国人抵抗，都准备好要出击了，费祎却还在和来敏下棋，一点都不厌倦。来敏就觉得费祎肯定能打败敌人，说他谋略过人，内心镇定，脸上都没有担忧的神色。可长宁认为君子遇到事情要谨慎，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蜀国本来就是个小国，还面临着强大的敌人，谋划的无非就是防守和进攻，怎么能自恃有余，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呢！这就是费祎性格宽厚但疏忽，不注意细节，最后被投降的郭循杀害，这不就是之前就有征兆，最后才酿成大祸嘛！以前听说长宁对费祎的评价，现在又看到诸葛恪拒绝吕岱的劝告，这两件事本质一样，都足以成为世人的教训。
诸葛恪到了建业，在吴王的卧室里见到他，在床前接受诏书，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任少傅；诏书规定，各个部门的事情都由诸葛恪统一管理，只有生死大事，才需要向吴王报告。还专门制定了群臣百官拜见的礼仪，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等级顺序。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蜀汉的费祎回到成都，有个看风水的人说：“成都这地儿没有宰相的气运。”于是费祎又往北去，驻扎在汉寿。
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乂去世，朝廷让侍中陈祗暂代尚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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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东吴太元元年），是三国后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曹魏内部的权力斗争走向白热化，东吴的储位之争埋下隐患，蜀汉的战略布局暗藏危机。历史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印记，既展现了权力场的残酷逻辑，也折射出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曹魏：司马懿的权力清算与时代转折
曹魏这一年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太尉王凌的“淮南之叛”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不仅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的总爆发，更是司马懿晚年权力巩固的关键一役。
王凌作为曹魏元老，以“吴人塞涂水”为由请求出兵，实则意图废黜曹芳、另立楚王曹彪，本质上是对司马懿专权的反抗。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叛乱尚未正式发动便已败露，反映出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控制力已达到惊人程度——当王凌将计划告知兖州刺史黄华时，对方毫不犹豫地与告密者杨弘联名揭发，足见司马懿的威慑力已渗透到地方军政体系的各个角落。
司马懿处理叛乱的手段极具政治手腕。他先是“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以怀柔姿态麻痹对手；随后大军“掩至百尺”，形成军事压制。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尽显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而当王凌主动投降后，司马懿的言行更耐人寻味——面对王凌“卿负我”的指责，他以“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回应，将个人背信包装成政治大义，揭示了权力斗争中“道德让位于现实”的残酷法则。
王凌之死的细节尤其令人唏嘘。他“试索棺钉以观懿意”的试探，与司马懿“命给之”的决绝，构成了一场无声的心理博弈。这种近乎羞辱式的回应，彻底粉碎了王凌最后的幻想，最终迫使他饮药自尽。而司马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剖棺暴尸”的行为，则将专制权力的冷酷发挥到极致。这种对政敌的极端清算，虽能暂时巩固权力，却也为后来司马氏代魏埋下了道德隐患——当权力可以践踏一切伦理纲常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便已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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