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晋武帝下诏说：“从今往后，即使是诏书想要做的事，以及已经上奏获得批准的事，如果在实际执行中发现不方便，都不许隐瞒实情。”
戊戌日，有关部门上奏说：“大晋接受曹魏的禅让，应该完全沿用前朝的历法和车马、祭牲的颜色，就像虞舜遵循唐尧的旧例一样。”晋武帝同意了。
冬天，十月丙午日初一，发生了日食。
永安山上的贼寇施但，趁着百姓劳苦怨恨，聚集了几千人，劫持了吴主的庶弟永安侯孙谦发动叛乱，向北进军到建业，人数发展到一万多。离建业还有三十里的时候，他们停下来，选了个好日子准备进城。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召丁固、诸葛靓，丁固、诸葛靓斩杀了使者，然后出兵在牛屯迎击。施但的士兵都没有铠甲头盔，很快就战败溃散了。孙谦独自坐在车里，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杀他，把情况报告给吴主，吴主把孙谦连同他的母亲和弟弟孙俊都杀了。当初，有看风水的人说：“荆州有帝王之气，会攻破扬州。”所以吴主把都城迁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吴主自以为计谋得逞，派了几百人敲锣打鼓进入建业，杀了施但的妻子儿女，还宣称“天子派荆州的军队来剿灭扬州的贼寇”。
十一月，开始把圜丘和方丘的祭祀合并到南北郊进行。
撤销山阳公国的督军，解除对山阳公的禁制。
十二月，吴主把都城迁回建业，让皇后的父亲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下来镇守武昌。朝廷官员因为滕牧是皇亲国戚，很推崇他，经常推举他去进谏争论，滕皇后因此渐渐失宠，吴主又把滕牧打发到苍梧，虽然没有剥夺他的爵位，但实际上就是流放，滕牧在去苍梧的路上忧愤而死。何太后经常保护滕皇后，而且太史也说皇后的位置不能变动。吴主迷信巫师，所以滕皇后才没有被废掉，只是经常被供养在升平宫，不再被吴主召见。其他姬妾佩戴皇后玺印绶带的人很多，滕皇后只是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和表疏而已。吴主派宦官到各个州郡，挑选将吏家的女儿，那些俸禄两千石大臣的子女，每年都要上报名字，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进行挑选，没被选中的才能出嫁。后宫的女子已经有上千人了，但吴主还是不停地挑选。
【内核解读】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是西晋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也是三国割据局面走向终结的关键过渡期。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权力更迭中的制度重构、礼仪争议、君臣博弈与民生百态，为我们理解魏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切片。
礼制重构：王朝合法性的文化表达
西晋立国之初，统治者首要任务是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而礼制改革成为重要抓手。正月丁亥日，晋武帝“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通过延续曹魏宗庙祭祀体系，实现了权力传承的文化衔接；丙午日立弘农杨氏为皇后，则通过联姻世家大族巩固政治根基，展现出“礼治”与“权治”的双重考量。
郊祀制度改革更具象征意义。群臣以“五帝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为由，奏请明堂、南郊废除五帝座，这一建议被晋武帝采纳。背后深层逻辑在于：新王朝需要通过简化祭祀体系，强化“皇权天授”的唯一性。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作为经学家王肃的外孙，其礼制改革“多从肃议”，体现了学术传承与政治需求的深度融合，也反映出魏晋时期“经学政治化”的时代特征。这种以学术为依托的礼制重构，为西晋政权披上了“天命所归”的文化外衣。
服丧争议：传统礼制与现实政治的碰撞
晋文帝司马昭之丧引发的服丧争议，成为展现西晋初年礼治困境的典型事件。按照传统礼制，“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是先王定下的规矩，但汉文帝以来实行“以日易月”的权制，即三天后除服。晋武帝虽按权制除服，却坚持“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这种矛盾态度引发了一场关于礼制传统的深度讨论。
中军将军羊祜主张恢复三年之丧的古制，认为汉文“毁礼伤义”；傅玄则以“一旦复古，难行也”为由反对，担心出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的君臣礼仪失衡；尚书令裴秀更直接指出“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这场争论本质上是“礼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碰撞：羊祜代表了对传统礼制的坚守，傅玄、裴秀则更关注制度变革的可行性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
晋武帝最终“以疏素终三年”的选择，被司马光高度评价为“不世之贤君”的表现，但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决策既有个人情感的真诚流露，也暗含政治考量——通过践行孝道增强皇室道德权威。而这场争议的未决状态，也预示了魏晋时期礼制崩坏与重建的长期拉锯，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混乱与重构的艰难。
吴晋对峙：战略误判与政治短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