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日，林邑国进献五色鹦鹉，丁卯日，新罗进献两名美女；魏征认为不应该接受。皇上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都能自己说怕冷，想回自己的国家，何况这两个女子远离亲人呢！”于是把鹦鹉和两名美女都交给使者送回去了。
倭国派使者来进贡，皇上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符节去安抚他们；高表仁因为和倭国国王在礼仪上有争执，没宣布皇上的诏令就回来了。
丙子日，皇上到圜丘举行祭天仪式。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拓党项族地区，设置十六个州、四十七个县。
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觉得死刑是最重的刑罚，所以下令要反复上奏三次，就是想考虑得更周全。可有关部门一会儿工夫就把三次上奏弄完了。还有，古代处决犯人，君主会为此撤掉音乐、减少膳食。我宫中平时没有常设的音乐，但我也经常为此不吃酒肉，只是还没写成法令。另外，各个部门断案，只依据法律条文，虽然有些情况值得同情，但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难道能保证完全没有冤案吗！”丁亥日，皇上定下制度：“处决死囚，两天之内要反复上奏五次，在各州处决的要上奏三次；行刑那天，尚食局不要进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要演奏音乐。都要让门下省复查。有依法该判死刑但情况值得同情的，要记录情况上报。”因此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那反复上奏五次的，是在处决前两天上奏两次，到处决当天再上奏三次；只有犯了恶逆大罪的，上奏一次就行了。
己亥日，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官员，像利州都督武士彟等人又上表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还是没答应。
壬寅日，皇上到骊山泡温泉；戊申日，回到宫中。
皇上对执政大臣们说：“我常常担心因为自己的喜怒而随意赏罚，所以希望你们能极力劝谏我。你们自己也应该接受别人的劝谏，不能只顺着自己的想法，讨厌别人违背自己。要是自己都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去劝谏别人呢？”康国请求归附大唐。皇上说：“前代帝王，喜欢招揽远方的国家，来获取使远方归服的名声，对国家没什么实际用处，还让百姓疲惫困苦。现在康国要归附，如果他们有急难，从道义上我们不能不救。但军队行军万里，难道不疲劳吗！让百姓受苦来换取虚名，我可不干。”于是没有接受。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治国就像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调养，如果马上就放纵自己，病复发了，就没法救了。现在中原幸运地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也都归服，这确实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可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怕不能善终，所以想多听听你们的劝谏。”魏征说：“国内国外都太平，我不觉得高兴，只高兴陛下能居安思危。”
皇上曾经和身边大臣讨论断案的事，魏征说：“隋炀帝的时候有盗贼出没，炀帝让于士澄去抓捕，稍微有点嫌疑的，都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一共有两千多人，炀帝下令全部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觉得人数太多很奇怪，试着查看他们的案情，发现其中五个人曾经是盗贼，其余的都是平民；但他最终还是不敢上奏，把这些人全杀了。”皇上说：“这哪只是隋炀帝无道，他的大臣也不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
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来京城朝见。没过多久，罗窦各洞的獠人叛乱，皇上下令冯盎率领两万部落士兵，作为各路军队的前锋。獠人有几万人，占据险要之地屯兵，各路军队无法前进。冯盎拿着弩对身边的人说：“把我这些箭射完，就能知道胜负了。”他连续射出七箭，射中七个人。獠人都逃跑了，冯盎趁机带兵追击，斩首一千多级。皇上赞赏他的功劳，前后赏赐多得数不清。冯盎居住的地方纵横两千里，有奴婢一万多人，珍宝财物堆积如山；但他治理地方勤勉贤明，他的部下都很爱戴他。
新罗王真平去世，没有继承人，国人拥立他的女儿善德为王。
【内核解读】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史料，堪称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念的“生动切片”。这段记载里，从民生细节到制度构建、从外交抉择到君臣互动，处处折射出“贞观之治”的核心逻辑——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纳谏自省，既藏着封建王朝治理的“天花板”水准，也留下了值得现代审视的历史启示。
民生优先：跳出“帝王私利”的治理觉醒
李世民的执政逻辑，首先锚定“不与民争时、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是太子冠礼的时间争议：有司提议二月（依阴阳书），他却坚持改到十月，理由是“东作方兴”（农忙伊始）——在“礼制”与“农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直言“吉凶在人”“农时最急”。这种“重实务轻虚礼”的判断，打破了封建时代“帝王家事即国事”的惯性，本质是把“百姓生计”放在了制度安排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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