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明，是一个税收相对简单的国家，祂的大部分税收，来源于田地里的税赋。
1371年，刘信十岁。
距离刘业经营那些店铺，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
当一个国家的税赋大部分由农民承担的时候，农民并不会变得重要起来，虽然名义上会变得重要。
这里牵扯到一个心理学概念，即：你遇到了困难想要借钱，这个时候，你有两个对象可以借。
第一个人是你经常帮助的人，你借钱给他过。
第二个是经常帮助你的人，他借钱给你过。
按照逻辑学，你应该借第一个人的钱，因为你帮助过他，而他也正好欠你钱。
但实际上，按照心理学，你只能从第二个人那里借到钱。因为他帮过你，帮过你的人，必然会继续帮你。
而第一个人，当你问他借钱的时候，他最大的可能是脸色一变，直接“消失”。
这种心理学现象既牵扯到沉没成本论，也牵扯到了路径依赖论。
前者的概念是：人会因为对某项事物投入的精力，而变得舍不得放弃，因此继续投入。
后者的概念是：人一旦因为某种行为获得成功，那么当他遇到相似的事情时，他会继续进行某种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贴合真实。
当国家的税赋由农民来承担的时候，国家的统治阶级并不会体谅农民而给农民减负。
相反，财政上的每一次波动，国家都会让农民来承担。
刘业想要收取商业税，因为自1366年开始，汉地十八省已经全数收复。五年的恢复生产，不仅让人们吃饱了肚子，连带商业也进入了繁荣的阶段。
五年，刘业收集了五年的数据，再加上全国乡村教育教育出来的大量小学生，他才敢开启商业税这个税目。
将一列列数据拿到台面上，和代表着各自利益的群臣斗嘴。
最终结果是朱国瑞站台刘业，商业税收取正式展开。
同时，新的法律条文出来了——官吏以及直系亲属不得经商。
虽然直系亲属这个限制，还会有小舅子这种角色来替代。但小舅子已经算是另外一家人了，你若倒台，看看那些产业是你的还是你小舅子的。
直系亲属的限制可谓恰到好处，既不会显得苛待官吏，因为这里有一定的空间操作，也不会给官吏肆无忌惮官商勾结的机会。
商业税是一种全新的税目，以餐饮为例：我作为掌柜自然是知道今天卖出去多少食物，赚了多少钱的。
但收税的人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
同时，他也无法每天盯着你这家店。
因此，刘业设定的商业税收取方法是：只管进，不管出。管主干，放枝节
根据餐饮店内食物的价位，计算店家买入的食物原料能够卖出去多少份。根据一个大概的营业额，收取百分之十的税。
至于你真的卖出去多少份，抱歉！不管出！
这种收税的方法一定会有漏税，因此一旦出现高消费行为，税务局就会介入调查。如果官员有问题，税务局会在收税后，将案件转交都察院。
当然，这个税比起田地税赋要低很多，这是刘业故意的，他想先破开一个口子，观察社会各界反应，然后扩大口子。
建国之初，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虽然文官武将略有腐败，但北伐没有结束，大明正在出关作战。
因此，商业税的阻力固然大，但有庞大的执行人员以及最高权力进行支持，商业税还是一步一步的推进了下去。
1371年，大明全年的收入是白银5167万两。
按照原先时间线的法律，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因为，税收指的是夏税秋粮，将实物换算成货币，其实也就一千多万两。
初步的煤钢工业带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再加上黄河的治理带来的耕地面积增加，这一切给予了1371年一个好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是金融改革，宝钞的发行和银行的出现，那加快了民间资本的流动。5167万两白银中，有一部分是超发货币。
1372年，商业税推行一年后，大明全年的收入上升到了7546万两，换算成2020年百花的货币，大概600亿元。
为了扩大农村市场，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加快货币的流动。
1373年，刘业减少了农业税的税率。
同时，通过乡村老师、妇联、民兵组织、农会等多种基层组织，刘业对官僚阶层开始了反腐。
1373年的反腐力度之大，有十万官吏相继落马。虽然落马的官吏很多，但真正因为贪腐而死去的人只有几百人，是极少数一部分。
绝大多数的贪腐官员，会被拉到需要人口的省份充当劳役，名曰：“忆苦思甜，劳动改造”。
路上病死饿死，这种情况是极少的，无论是药物还是食物，驿站都准备妥当了。
劳役不是永久的，刘业没有消耗这些人，把他们往死里用的想法，一天八小时，干五休二，休的那两天，劳役大军会组织娱乐活动，活动主要有看戏、蹴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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