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床头的王至诚与靖尧身上，形成了一幅静谧而温馨的画面。靖尧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放好，把被单轻轻盖上，仿佛生怕惊扰了他安详的梦境。随后，微微转身，向王至诚介绍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消息：“吴作人正在赴欧洲的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徐悲鸿曾是他的老师。我手中有一封信，可以请徐先生转交给他。”
王至诚沉吟片刻，说道：“提他做什么呢？鲁迅先生曾评价他为‘流氓文人’，这样的称谓，让我对他很难产生好感。”
王至诚无意的一句话引发了靖尧的思考，思绪不由得飘回到那个春季，鲁迅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盛况，甚至亲自为大会撰写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稿。
“你是说，邀请鲁先生的学生吗？”靖尧好奇地问道，眼中闪烁着对文学的热切向往。
王至诚轻声回应：“柔石、冯铿、胡也频等都是鲁迅的学生，而胡也频的女友丁玲更是个才女，她的字一定写得很不错。”
靖尧继续补充道：“郑孝胥曾为交通银行提写了四个字，收取了四千两银子的高价。还有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晚清的遗民或寓公，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正是书法。”她看着手中邀请函的名字，忽然又说道：“曾熙就免了吧。”
王至诚想了想，表示赞同：“曾熙在艺术追求上与康有为较为接近，他以魏碑和六朝墓志为书法正宗。相比之下，沈曾植的开拓性和视角更为高远，因此他在书法界的地位也明显超越了曾熙。”
靖尧惋惜地回应，“可惜曾熙的一幅墨画曾被推选参加柏林的中国名人画展，而他于1930年农历7月4日在上海病逝，与康有为重逢了。”她的声音透着一丝惋惜，仿佛在感慨历史的无常。
“张大千可是曾熙最得意的门生。”王至诚继续说道，目光中闪烁着对那位艺术家的敬仰，“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回到上海，曾熙将他收为门生。张大千的母亲在他出生时，梦见给他取名为爰，号季爰，潜心教授他书画。然而，在他未婚妻病逝后，张大千一度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皈依佛门，改名为大千。曾熙细心开导他，带他到黄山看枕石云烟，张后来说一生受益最深的恩师，只有农髯先生。”
靖尧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她接着补充道：“张大千甚至在曾熙的家乡——衡阳扶柩，守孝一个月，尽孝子礼而去。因此，邀请晚清的遗民或寓公，最终只能通过郑孝胥来实现。”
提及郑孝胥，王至诚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郑孝胥在书法创作和活动上也算是个重要人物。1930年1月，观海艺社在上海成立，他是第一发起人之一，参与者都是上海知名的书画家和诗人。后来，在中央博物院举办的古代绘画展览中，郑孝胥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靖尧微微叹气：“可他等人常常卖国求荣，还自居为遗老。让我给这样的人发邀请函，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说着，她瞥见王至诚手中的状元笔，突然“呯”的一声，微型钢针喷了出去，险些伤到靖尧。
王至诚惊慌失措，立刻将状元笔扔掉，深感内疚地安慰靖尧：“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今年日本人又开始对辽陵古墓产生兴趣，汤玉麟和一位姓郭的热河省委员竟派民夫百余名大肆挖掘古墓。让我效仿郑孝胥等人苟且偷生，还不如直接跟这些人盗墓来得快！”
靖尧忍不住笑了，这样的调侃让紧张的气氛稍微缓解了一些：“你的性格和华世奎有一比。”她的眼神中透着几分欣赏。
“华世奎在1930年曾帮助贫困潦倒的祁世长‘幼子’，赠予他200块现洋，并亲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却说：‘卖字日进斗金，我也卖字，但赚钱不多。’最终只减赠了一半。”
王至诚述说着这段往事，语气中透着无奈与讽刺，“事后，华世奎又赠予他100块现洋，并以此告诫后人：‘你们可要好好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还强呀！’”
靖尧静静地聆听，心中对王至诚的抱负愈加佩服：“我知道您大志不为自己，但您必须为孩子。”她低头弯腰拾起状元笔，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水。
王至诚心中一紧：“大概不小心挤着孩子了！”他突然意识到靖尧已经怀孕五个月，连忙搀扶着她躺下，手伸过去轻轻抚摸着她的额头，连声道歉，“都是中原大战惹的祸！‘东北大学’的教学水平一直在下滑，‘东交’也没有起色，我的心情一直不好。”
靖尧微微移动，恢复了一些力气，开口说道：“伯父伯母在北平工作，或许可以求他们转交这封信给陈寅恪、傅斯年、蒋梦麟。陈寅恪在清华和故宫博物院任职，傅斯年兼任北大的教授，他是山东人，算你半个老乡。蒋梦麟，估计今年冬天就会担任北大校长。您完全可以去清华或北大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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