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如同潜伏在黑暗中的幽灵，他们不仅买通了部分文化汉奸，还积极宣扬关于《田中奏折》的伪造信息。
《田中奏折》这份文件，原本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蓝图，而如今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在这场即将上演的历史大戏中，张学良刚刚经历了中原大战的凯旋，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更加棘手的政治复杂局面。
张学良百忙中回到了东北大学，设宴款待过去七个月以来为学校奋斗的领导和教授，其中包括蔡智堪、王家桢、林徽因和王至诚。他本以为这是一个接风洗尘的良机，大家齐聚一堂，互相祝贺，然而，当他走进宴会厅时，发现气氛异常沉重。
王至诚保持沉默，向来温婉的林徽因却对他置若罔闻，令张学良心中一沉。
林徽因的声音一如往昔，却带着几分无奈和愤慨：“日本人在想着怎样实施《田中奏折》早日侵犯中国，而中国的某些重要人物却有心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起这样一场新军阀混战。战祸所及，破坏严重，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治上必将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东北军的入关，必然造成边防空虚，一旦日军进犯，结果将不堪设想。”
这番话如同一记闷棍，直击在张学良心中。他起身告辞，但并非因为林徽因扫了大家的兴，而是他意识到，众人都不愿意面对中原大战带来的破坏，也不能理解他对林徽因一句话的如此在意。王至诚知晓张学良为何要离开，心中也为他感到无奈与惋惜。
“当初，王家桢把《田中奏折》交给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向南京政府公开。”张学良心中默念，愧疚感愈发加深。林徽因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不仅是自己，整个东北与中国的未来都在这场冲突中岌岌可危。
就在众人默默无语的时候，一个坐在蔡智堪、王家桢之间的中年人开口道：“因为没有《田中奏折》的档案原件，连日本人也在言论上进行伪造。田中义一救过张大帅的命，对皇姑屯事件进行了否认。或许我们误会了田中义一。”
王至诚冷冷一笑，轻声道：“田中义一是否救过张大帅？又是否制造皇姑屯事件？今天不议！《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
王至诚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所有人，继续说道：“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夺取青岛、二十一条、济南事变，倭寇侵袭明朝海岸等等，这些相关档案原件找不到，并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
林徽因略显激动：“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辩解。历史已力证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王至诚沉声道：“《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
坐在蔡智堪和王家桢之间的那个中年人再度发声：“在日本，有人说是铃木贞。森络自称‘本人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他委托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王至诚目光坚定，“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不需考证。需要考证的奏折是否存在。”
张学良忍不住插嘴：“两位当事人都在这里，你们说说看。”
王家桢作为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平静地说：“《田中奏折》是我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因为原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很多，读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翻译出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蔡智堪接着补充：“是的，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两个星期左右，只记得都是来自中国的函件。”
王至诚心中暗想：“当初在东京东北大学附近一邮政打工时，还是用一张烧饼寄出了第一部分。”忽然，他意识到，刚才王家桢提到的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难道是邮寄的？
蔡智堪却解释道：“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的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他，让他转交给张学良。”
面对两位参与者陈述的矛盾，王至诚感到更加扑朔迷离。他正欲与大家交流，却发现蔡智堪和王家桢之间的那个中年人已不见踪影。
此时，王至诚的脑海中浮现出前年来奉的火车上，以及后来在杨宇霆家中见到的那个日本方士。心中一震，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真的难以想象，日本特务竟然潜入了东北大学！无论那奏章出自谁手，是否有最原始的凭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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