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跑买卖练就的“消息网”，他真打听到了一些“内部”消息：比如县中退休的周老师曾参与过地区模拟命题，对语文作文偏好“家国情怀”类；比如今年政治大题很可能紧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热点；比如数学最后两道大题通常考函数和几何证明……这些零碎的信息，被他如获至宝。他不再漫无目的地啃书本，而是集中火力，对这些“重点”进行高强度、填鸭式的突击背诵和题型训练。他弄来几份据说“押题很准”的油印复习提纲，视若珍宝，反复演练。
他知道自己数理化底子薄，硬拼是下策。于是，他果断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自己的强项——语文和政治。语文作文，他拼命背诵华丽的辞藻、感人的事例和现成的“家国情怀”模板；古文阅读，他死记硬背常见虚词用法和句式翻译。政治则更好办，他熟记各种口号、方针政策原文，确保答题时能“紧扣中央精神”，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数理化，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保证基础题不丢分，大题能写几步是几步，混个及格线。在那个信息闭塞、录取率极低的年代，只要强项足够突出，弱项不太拖后腿，就有希望。
兰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不敢过多指责，只能用行动默默支持。她起早贪黑，干完农活又帮孙启荣照看小生意摊位，鸡蛋一个舍不得吃，都攒起来换钱，给他买来县城书店里新到的复习资料和据说能补脑的麦乳精。
她像呵护一株珍贵的幼苗一样，呵护着他那个“考大学”的梦想，用自己粗糙的双手，拼命为他扫除后顾之忧。她看向他的眼神，始终带着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这信任，此刻成了孙启荣最好的掩护。
对儿子突然“发奋图强”要考大学，孙老蔫最初的反应是嗤之以鼻，抱着他那杆油光锃亮的旱烟袋，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烟雾缭绕中吐出刻薄话：“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年差八分都没戏，如今娶了媳妇炕头还没捂热乎呢，又想上天？瞎折腾！有这功夫不如多跑两趟买卖，换点实在的粮食！” 他看不到儿子的“志向”，只看到儿子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跑买卖赚钱，家里少了一份活钱来源，这让他很不满。他对儿媳兰芝倒是没话说，只觉得这姑娘太实诚，被儿子那张巧嘴哄得团团转。
病榻上的孙赵氏，反应则复杂得多。咳嗽间隙，她浑浊的眼睛望着灯下“苦读”的儿子，枯瘦的脸上会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那是她残存生命里唯一的执念。“启荣……好好读……读出息……娘等着享你的福……” 她拉着儿子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
她将儿子视为自己苦难人生的唯一救赎和翻盘希望，这份沉重的、带着死亡气息的期望，无形中成了孙启荣精神上的另一道枷锁，也进一步扭曲了他对“出息”的理解——出人头地，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他孙启荣不是他爹那样的窝囊废！母亲的病弱和期盼，既是他对外博取同情的工具，也是他内心急于摆脱的负担。
孙启荣对父母的“孝顺”，更多体现在对外表演和维护自身“人设”上。他会用跑买卖赚的钱给母亲抓药，会在外人面前嘘寒问暖，显得无比“孝悌”。
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个贫穷、病弱、毫无助力的原生家庭充满了厌倦和急于切割的渴望。父亲的懒惰无能是他最鄙夷的镜子，母亲的病弱哀叹则时刻提醒着他卑微的出身。他考上大学的动力里，逃离这个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终于到了高考季。孙启荣穿着他那套最体面的行头——洗得发白的蓝呢子中山装、雪白的衬衫、擦得锃亮的人造革皮鞋，提着兰芝熬夜给他缝制的布书包，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县城考场。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像个即将出征的将军，考场就是他的战场，而知识，只是他众多武器中的一件。
多年的“表演”生涯，练就了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走进考场，他没有普通考生的过度紧张，反而带着一种“赌徒上桌”般的冷静和兴奋。遇到熟悉的题型，他下笔如有神，字迹工整，引经据典；遇到难题，他也不慌，尽量写上相关的公式或步骤，绝不空题，字迹依旧保持稳定，给人一种“尽力而为”的沉稳印象。考语文作文时，他将早已烂熟于胸的“家国情怀”模板和华丽辞藻倾泻而出，字里行间还巧妙融入了自己“为母尽孝、为家奋斗”的“亲身经历”，写得“情真意切”，颇具感染力。
等待放榜的日子，孙启荣表面镇定，内心却像架在火上烤。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斤两，知道这是一场豪赌。他不再往镇上跑，而是频繁地去村支书家打听——有没有县里的电话？邮递员今天来没来？
放榜那天，消息是村支书骑着自行车一路吆喝着送来的：“孙启荣！孙启荣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到了！”
孙启荣正在院子里劈柴，听到喊声，斧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转身，脸上先是难以置信的空白，随即，巨大的狂喜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几乎是冲过去，一把从村支书手里抢过那个印着红字、象征着命运转折的牛皮纸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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