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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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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8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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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高考的第49天。
还有两天全市调考，也是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月考，据说这次调考出题会完全按照高考的难度和模式来，作为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预演练，这次仿真度极高，考试成绩也最有参考价值。与小点子和苏小鹏的书信往来已断了许久，横向比较只能看学校公布的全市排名了。
越临近考试，人心越涣散，这几乎成了我们上高三后的常态。莫凌波拿出塑料膜的象棋盘，摆好旗子，约我杀上一盘。我习惯性地叹气自谦推脱：“唉！我这人，水平不行。”
莫凌波假装板起脸来教训我：“你怎么那么自卑？！下棋么，不就是随便玩玩，输赢不重要。这样，我让你一军一马。”
“我不行”是我的一个口头禅，这么自然地随时随地脱口而出，也许说明自卑已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可我的好胜心却受不了“让子”的公然激将，把他的军马摆回来下了两盘，均以他让我而平局收场。莫凌波见我实在不是对手，转而与霍江捉对厮杀。东霞是象棋未入门级学员，一面观战，一面了解各棋子行走的基本规则。艺婷则翻出她新买的星座书，测算她近期的运势和爱情走向。
下午体育课我们老实地呆在教室，大家都默认以后这课会被其他代课老师接管。然而上课五六分钟了，没有任何老师来。男生们陆续跑出教室，我也仗着胆子，叫上艺婷和尤友玲去操场看看。场上除了一二年级上体育课的学生，没看见我们体育老师，器材室的门大开着，男生们已拿着球上球场了，我们也有样学样抱了个球去找场子。又遇到上次那帮争球场的男生，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见又是我们，一齐打球也没废话，气氛却比上次好了许多，偶尔有传球互动。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混了节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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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1日……星期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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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考在今天考完，语文还行，英语一般，数学又是一塌糊涂，大概错了四个选择题，两个大题，约摸四五十分是要扣的，综合表现也平平，估分大概五百六七的样子，不知道估的准不准。考场里周围碰到的人，随便问问感觉都比我考得好，大概率分数高排名也不一定靠前。
晚自习前，东霞又开始使劲地用书拍桌子、砸椅子，乐为嘻嘻哈哈地问她估了多少分，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怼了句“关你屁事！”莫凌波上前解围安慰：“考得好不好的有啥重要的，又不是高考。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呢！”不料，这话说完，东霞却趴在桌上嘤嘤地哭了起来。见状，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等她情绪慢慢自行消解。在高考重压下产生的生气、郁闷、伤心等等诸多情绪，其实根上大多源自对自己的失望、力不从心，此时他人的劝慰往往让人内心越发脆弱，情绪会被放大，这点我深有体会。
调考导致情绪波动的并非只东霞一人，教室里各处都是情绪宣泄的源头，有愤懑的，自然也有开心的，一切喧闹随着老班踏入教室戛然而止。老班沉默地在组间狭窄的走道里慢慢巡视，所有人自觉地低头，或拿出书本、纸笔，或翻出试卷，避免与他对视。气氛冷至冰点，上课铃响起，老班开始训话：“马上要高考了，该学的、该复习该掌握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在最后这段时间，恢复健康的心态比多看会书、多做一套题重要，你们要调整好心态！我是说过你们可以放松放松，压力小一点，”说着语气凝重，话锋一转：“但放松也要有个尺度！不能玩疯了，都玩到天上去了！”
正说着，蒋天乐和邓慧兰双双嬉笑着从教室外进来，见到正在训话的老班，双方均脸色大变。邓慧兰赶紧低头坐回了座位，蒋天乐在老班的眼神硬控下跟着出了教室门。教室里哄地一下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有叹息他俩倒霉正撞上老班枪口的，有早看不惯蒋天乐嚣张说活该的，有说老班太封建，这事就不该管的。老班与蒋天乐在隔壁教室外谈了许久，两人的大吼声偶尔从走廊传来，只言片语听不太真切，大家都猜测着老班会对如何发落他俩。蒋天乐一副斗败了的公鸡样，垂头丧气地走进来，教室里随着一声“嘘”瞬间恢复安静。老班过了会也进来，走上讲台拿起卷子直接讲起了课。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没有预计中的暴风骤雨，连丁点“小雨”甚至都没有，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刚才走廊里的吼声是我们幻听了？还是老班看在时日不多的份上，决定放过他们，相互留个好印象？又或者老班没吵过蒋天乐，发现已经管不动我们了？也可能高考前所有人情绪都不稳定，包括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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