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在侍从室，看了看法院的传票与相关资料，想了想，忽然说：“你是在什么时候签的字？”
“我真的不记得。”
“赵经理有没有拿这个合同让你签字？”
“没有。”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将这个合同混在其他合同里面，让你签字的。”
“为什么是混在合同里，而不是其他资料？比如：财务资料？比如：购物资料、销售资料？”
“因为合同与他们的格式不一们，混在其他资料里，你一眼就能识别。”
“明白了。”
老唐毕竟是出过国的人，留过洋的人，见多识广大，他说：“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债编》，这就是民国的合同法。施行时间是1930年5月5日之后。所属体系为中华民国六法全书。主要内容：规定契约、债务、债权等相关法律关系。”
“民国的民法体系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由着名法学家参与起草，参考了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合同法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编入《中华民国民法》的债编部分，而非单独成法。”
他说：“在这之前，是没有合同的，而是契约。比如，过去，我们买卖房产，用的是房契，购买土地，用的是地契。”
他问：“你近期有没有签什么合同？”
“有。”沈培想了想：“我签了一个仓库购买合同，我以公司名义在十六浦码头买了一个大仓库，用于囤货。”
“这就对上了，你把这个合同给我看一下。”
沈培打了一个电话，梁律师很快就将《仓库购买合同》送来了。与此同时，老唐给彭北秋打了电话，叫他带技术人员过来。
那天也真巧，彭北秋正带人在总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老唐在过问，所以，他知道彭北秋在南京总部。
老唐仔细地看，然后问梁律师：“合同是不是有页码？”
“是的。”
“赵经理的合同没有页码。”
“是的。”
“他怕沈培签字时发现，他的合同只有一页，就像契约，藏在《仓库购买合同》中间，让沈培一起签的字。”
“应当是这样。”
“沈培一页一页地签，签的那一页，被他拿走了。”老唐说：“这叫夹带签字，只要使这种伎俩的，通常有一个破绽，或者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只往里加一张纸，《仓库购买合同》有十几页，他只能加最后一页。”
“是的。”
“他如果前面都给你加上去，沈培前面一看就看出来了。”
正说着，彭北秋带着特务处总部的技术人员赶过来了。这是他第一次来侍从室，来的所有人都被搜身、检查，登记。
异常严格。
彭北秋本来心里惴惴不安，但与老唐见面后，老唐只是点点头，两人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沈培也是没有丝毫异样。
老唐也叫来了几个人，说：“这是侍从室的高技术人才，北秋，你叫你的手下和他们一起鉴定一下合同的纸张。因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批次用的纸张是不同的。”
“好。”
侍从室不缺这方面的设备与专家，加上彭北秋特意从特务处总部带来的技术人员，很快就有了结论。
这个“很快”，也是用了两个多小时。
他们汇报：“赵经理这个人是有心人，都留的同一批次的纸。纸张是完全一样的。”
沈培有些失望。
他们继续汇报：“但是，两份合同用的打印机不一样，字体也不一样，用的是不同品牌的墨。”
“赵经理那一份，明显不是用的沈培公司的打印机与墨，他不敢在她的公司准备那份转让合同，他是在外面准备的。”
“不同的打印机，打出同一个字，墨点的分布都不一样，有细微的区别。”
“不同品牌的墨，也是可能鉴定出来的。一经鉴定，他的那一页与前面不符合，所以，虽然有沈培的签字，但赵经理合同的所有内容全部作废，案件通知法院，发回重审。”
老唐点点头。
彭北秋笑了：“太好了。”
沈培却悄悄地踢了他一脚。梁律师对老唐大为佩服。
老唐对彭北秋说：“你带人去抓这个赵经理，给他先吃点苦头。”
“好。”
“我们也不要他的命，但要给他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不敢再用这种阴招。”
“好的。”
老唐说：“北秋，沈培的生意，还是你帮着她打理吧，有你在，她少走许多弯路。”
彭北秋怔了怔，还是答应了。
他无法拒绝。
因为沈培一直拿秋水般的眼睛看着他。那种情意绵绵，他当然看得出来。
***
老唐回来之后，作为他的前秘书，彭北秋的地位明显水涨船高，巴结他的人明显增加。
他们并不知道，彭北秋与沈培的纠葛。
老唐也闭口不谈。
大人物在处理私人事情上面，往往更多考虑的是仕途。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彭北秋现在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老唐离开之后，自己奋斗来的。
况且，他还帮老唐挡了枪。
彭北秋在特务处，相当于老唐在特务处安了一个心腹，尤其是在上海。
他带来的技术人员回总部说了情况之后，许多人都来向彭北秋道喜。来他家里的人络绎于途。
连郑副处长从广州回来，也给他家里带了一盒荔枝。荔枝在民国那时很少见，荔枝是杨贵妃的心爱之物，连苏轼都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郑副处长有心了。
***
在战乱中，其实西方人和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真没必要自卑。
晚清驻法大使张德彝写道：普法战争时巴黎被围的场景，跟古代王朝京师被围的情况差不多。
拿破仑三世刚被俘虏，有不少巴黎市民就开始拥挤喧哗逃出巴黎，前往波尔多避难了。
也有很多人留了下来，结果因为普军包围了巴黎城，导致粮食告竭，每人只能吃四两面包。
以至于有市民写信向张德彝求助恳求施舍。
这让他回忆起以前在京师有乞丐向洋人讨钱被洋人呵斥的场景，发出了“由此观之，贫富何以地限哉”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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