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的巷子总飘着股怪味。鱼腥味混着汗水味，还有廉价盒饭的油腻气，在潮湿的南方梅雨季里发酵，黏在墙上、地上，像层化不开的脓。我家住在三楼，窗户正对着巷子深处的拐角，那里住着个姓黄的男人，大家都叫他老黄。
老黄是北方人，说话带着卷舌音，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在附近的水产市场杀鱼，每天凌晨出门，回来时裤脚沾着黑糊糊的泥，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袋子里偶尔会露出节带血的鱼肠。
“离他远点。”妈总在我放学时叮嘱，手里的拖把在地上拖出“哗啦”声，“那人眼神不对，直勾勾的，像要把人看穿。”
我那时上四年级，背着个印着小熊的书包，每天放学要从老黄门口过。他的门总关着，门缝里偶尔透出点光，还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像在剁什么东西。有次我路过，门突然开了条缝，一股甜腻腻的香味飘出来，像熬化的水果糖，裹着股铁锈味，钻进鼻子里直发痒。
“小朋友，”老黄的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闷闷的，“要不要吃糖？”
我吓得往后一跳，书包上的小熊挂件晃了晃。门缝里的光很暗，只能看见他的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手里攥着颗水果糖，玻璃纸在光下闪着亮。
“我妈不让我吃陌生人的东西。”我攥紧书包带，声音抖得像被风吹的树叶。
他“嘿嘿”笑了两声，笑声像砂纸磨木头：“没事，就一颗。”说着，手往门外伸了伸，糖纸蹭到门框，发出“窸窣”的响。
这时，隔壁的张奶奶端着洗衣盆出来，看见这场景，“哐当”一声把盆往地上一放：“老黄！干啥呢？吓着孩子！”
老黄的手缩了回去，门“吱呀”一声关上了。张奶奶把我往楼梯口推：“快走！那人心术不正，前阵子有户人家的猫丢了，就在他门口发现了点猫毛。”
我跑上楼，回头看了一眼，老黄的门缝里，那只手还在门后晃，像条没骨头的蛇。
梅雨季的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巷子的路变成了泥塘，踩上去“咕叽”响，能把鞋粘掉。那天下午，雨稍微小了点，我看见住在二楼的丫丫蹲在老黄门口，手里拿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
丫丫才三岁，梳着两个羊角辫，辫子上扎着粉色的蝴蝶结。她爷爷奶奶是卖菜的，中午去批发市场进货，把她托付给对门的刘婶照看。刘婶家孩子多，忙着做饭时，丫丫就自己跑了出来。
“丫丫，快回来！”刘婶在楼道里喊，声音被雨声泡得发闷。
丫丫抬起头，冲刘婶的方向晃了晃手里的树枝，没动。就在这时，老黄的门又开了条缝，还是那只手伸出来，手里攥着颗糖，比上次那颗大，红通通的，像颗小血球。
“吃糖不？”老黄的声音带着笑，卷舌音把“糖”说成了“唐”。
丫丫的眼睛亮了亮，往门缝那边挪了挪。她的小皮鞋踩在水洼里，溅起的泥点沾在粉裙子上，像掉了片脏星星。
“丫丫！别过去！”我趴在窗户上喊，可雨声太大，她好像没听见。
我看见老黄的手又往前伸了伸，丫丫踮起脚，伸手去够那颗糖。就在她的手指碰到糖纸的瞬间，门突然开得大了些，一股更浓的甜味涌出来，裹着股腥气。接着，丫丫的羊角辫晃了晃，就被拉进了门里，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震得楼道里的灯泡晃了晃。
“丫丫！”刘婶的喊声越来越近，她跑到老黄门口，使劲敲门，“老黄！看见丫丫没？”
门里没动静。过了好一会儿，老黄才把门打开条缝，脑袋探出来，眼睛眯成条缝：“啥？没看见啊。是不是跑巷子里去了？”
他说话时，嘴角好像沾着点红，像没擦干净的糖渣。刘婶没多想，转身冲进雨里，嘴里不停地喊“丫丫”，声音越来越远。
我趴在窗户上，心像被一只手攥住了。老黄门口的地上，有个粉色的蝴蝶结，沾着泥，孤零零地躺在水洼里，像只断了翅膀的蝴蝶。
那天晚上，丫丫的爷爷奶奶疯了似的找她。巷子被翻了个底朝天，水产市场的冰库里、垃圾桶后面、堆着的渔网下，都找了，连根头发都没找到。刘婶坐在地上哭，说自己没看好孩子，巴掌一下下往脸上扇，声音都哭哑了。
老黄也出来帮忙找，手里举着个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别急，说不定掉哪个角落里睡着了。”他安慰丫丫奶奶，手拍在她肩膀上，力道重得让她踉跄了一下。
我盯着他的手，总觉得那指甲缝里的黑泥里，藏着点粉色的东西，像丫丫裙子上的布。
丫丫失踪后的第三天，雨停了。巷子被太阳晒得冒白烟，那些鱼腥味、汗味混在一起，变成了股馊味，呛得人头疼。
老黄又开始在屋里剁东西。“咚咚咚”的响声从早到晚，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过来，像在敲我的太阳穴。妈皱着眉捂住耳朵：“他杀鱼都在市场，回家剁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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