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字大章）
在一次由王建国主持的、有部里相关司局领导列席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上，沈星雨的发言将气氛推向了一个高点。
他先是系统地谈了几个在建和规划项目中，他认为存在的技术路线选择问题，批评有些决策“过于迷信毛熊的既有模式，缺乏对国内实际资源条件和未来市场需求的深入分析，是懒政思维”。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领导作风：
“有些领导同志，长期脱离技术一线，对最新的科技动态缺乏了解，却习惯于凭经验、甚至凭感觉拍板。下面技术干部反复论证、提出的更优方案，往往因为不符合某些领导固有的认知，或者触动了一些现有的利益格局，就被束之高阁。
这不仅仅是浪费国家资财的问题，更是扼杀创新活力、阻碍技术进步的大问题！这算不算官僚主义？算不算主观主义？”
他的话引起了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交换眼色，也有人低头记录。
列席的部里某位处长脸色不太好看。
沈星雨越说越激动，音量也提高了：“还有，我们有些部门，山头主义、门户之见依然存在。搞个项目，不是看技术需要，不是看谁能干，而是先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跟哪个领导关系近，是不是‘自己人’。这种宗派主义的影子不除，怎么能团结一心搞建设？怎么能做到人尽其才？”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话语中的指向性，在场不少人都能心领神会。
他最后甚至提到了部里一位以保守和强硬着称、在技术路线上坚定倾向毛熊传统模式的郑副部长，说他“在一些重大技术方向决策上，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压制了下面同志很多有价值的探索思路”。
会场一片寂静。
王建国的心沉了下去。
沈星雨说的某些现象，他何尝没有感受？但如此直接、如此尖锐地在正式会议上，特别是在有部里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批评高级领导，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注意方式方法”的范畴。
这更像是一种公然挑战，带着理想主义者的无畏，也带着某种危险的天真。
王建国看到负责记录的同志笔走如飞，也看到那位部里处长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他知道，沈星雨的这些话，每一个字都会被记录下来，会形成简报，会上报。
在眼下“鸣放”的背景下，或许暂时不会被追究，但……这就像在悬崖边行走，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王建国作为会议主持人，不得不表态。
他首先肯定了沈星雨积极发言、关心工作的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了几分：“星雨同志提的意见，有些涉及到具体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但有些说法，可能过于尖锐，也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我们提意见，还是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与人为善，注意政治影响。对于领导同志的工作，我们应当尊重，有不同的技术见解，可以通过正常组织渠道，充分论证，理性探讨。”
他的发言试图降温，试图将话题拉回到相对“安全”的技术讨论范畴。
但气氛一旦被点燃，想要轻易平息，谈何容易。
沈星雨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潭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此后几次座谈会，年轻人发言明显大胆了许多，批评的矛头也开始涉及更多具体的人和事，虽然不如沈星雨那样直接点名高级领导，但火药味已然浓烈起来。
王建国主持着会议，听着各种或中肯、或偏激、或带着个人怨气的言论，内心那根弦越绷越紧。
他隐隐感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而沈星雨，很可能就在风暴眼附近。
然而，王建国没有料到，风暴的第一个浪头，并非直接拍向沈星雨，而是以更隐蔽、更阴毒的方式，冲向了他自己。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王建国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明胶生产中试出现质量波动的分析报告，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部里一位与他相熟、分管干部工作的李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公式化：“王建国同志吗？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到部里来一趟，李副部长要找你谈话。是关于群众反映你的一些问题，需要向你了解核实情况。”
“群众反映？什么问题？”王建国心头一凛，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准时到。”秘书说完就挂了电话。
王建国拿着话筒，里面传来忙音。
他慢慢放下，坐回椅子，刚才报告上的数据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群众反映？什么群众？反映什么问题？是沈星雨在会上那些尖锐批评，被人引申、曲解，牵连到了自己这个主持会议的领导？还是……另有缘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点烟的手却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
他想到了“肃反”时的那份匿名调查，想到了戴立春，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技术决策、人事安排上不可避免得罪过的人，也想到了沈星雨那毫无顾忌的言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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