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觉告诉他，这次恐怕没那么简单。李副部长亲自出面谈话，而且如此急迫，说明“反映”的问题，可能相当严重。
一夜无眠。
第二天，王建国按时来到部里。
李副部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他敲门进去时，看到里面除了李副部长，还有纪检部门的一位处长，姓赵，脸色严肃地坐在一旁。
气氛凝重。
李副部长示意他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是公事公办的严肃：“建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因为部D组和纪检部门，最近陆续收到一些关于你的举报材料。主要是匿名信，但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也比较严重。组织上很重视，需要向你本人核实情况。”
王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但脸上尽力保持着镇定：“李部长，赵处长，我接受组织的调查。是什么问题，请组织明示，我一定如实向组织说明。”
李副部长看了一眼赵处长。
赵处长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份显然是抄录件的材料，没有透露笔迹。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碴一样砸进王建国的耳朵：
“举报信主要反映你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技术权威主义思想严重。在主持技术司和重点项目建设中，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技术意见，搞‘独立王国’，把国家项目当成个人领地，听不得反对声音。”
王建国立刻回应：“这不符合事实。重大的技术决策，尤其是骨胶、蛋白胨生产线建设，明胶项目攻关，我们都经过技术论证会，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可查。我尊重专家的意见，也鼓励技术讨论。当然，作为负责人，在一些有争议的技术路线上，我需要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断并承担责任，这不能等同于压制不同意见。如果决策后来被证明有问题，我愿意承担领导责任。”
赵处长看了他一眼，继续念：“第二，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将国家项目的成果，过多地与个人荣誉挂钩，在宣传和汇报中突出个人作用，有将集体功劳据为己有的倾向。”
王建国感到一阵荒谬和愤怒，但他克制着：
“李部长，赵处长，骨胶、蛋白胨等项目能成功，是部里正确领导，是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的结果，我从未在任何场合贪功。所有的汇报、总结、宣传材料，都强调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这一点，司里和指挥部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赵处长不置可否，翻到下一页，语气更沉：
“第三，政治立场模糊，阶级界限不清。突出表现在，对某些历史复杂、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留美归国的陈经纬等人，过分信任，委以重任，甚至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过为其开脱、保护的倾向。这与D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不符，是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
王建国的心跳加速了。
来了，果然还是扯到了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字句清晰地回答：
“关于陈经纬等同志的使用，我是从工作出发，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技术贡献出发。陈经纬同志海外学成归来，投身建设，其专业能力在蛋白胨等项目攻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于他的历史情况，组织上已有结论，是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我在工作中，既发挥其专长，也注意对其加强思想教育。我认为这符合D对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不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至于‘肃反’期间，我坚持重现实表现，是出于稳定技术队伍、保证重点项目推进的考虑，并且当时向组织做过详细汇报，也得到了‘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的指示。我认为我的做法是负责任的。”
李副部长和赵处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副部长开口了，声音低沉：
“建国同志，你不要激动。组织上是在向你核实情况，你有解释的权利。但你要正确对待群众的监督。”
王建国点点头：“我明白。请组织继续问。”
赵处长拿起最后一份材料，顿了顿，似乎这个问题最为沉重：“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举报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私下对D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发表过怀疑和消极的议论。例如，对‘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方针，你有过‘有些具体技术路线是否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可以讨论’之类的言论。信中还说，你对当前一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绪。建国同志，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你必须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声惊雷在王建国头顶炸响。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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